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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再加上四中全會後我在青年團做了一個時期的工作，少共國際的決議上，說我們的工作有成績有進步，這又是一個包袱，說我領導團還行，難道就不能領導黨？第二沒有兢兢業業之心，絲毫沒有對革命、對黨、對人民有很嚴重的責任感。做了臨時中央負責人以後，更發展自己品質的壞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請教任何人，覺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這樣的人，發展了剛愎自用，不願自我批評，不願意聽人家批評，對於一切錯誤採取文過飾非的態度。也因為這樣，在臨時中央到了蘇區以後，這個時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請別的同志擔負吧！”別的同志說，“還是你來吧。”我說：“好，就是我。”（笑聲）所以這個時期，我是中央的負總責人，我是這條路線所有一切錯誤發號施令的司令官，而且這條路線在這個時期所有的各方面的錯誤，我是贊成的。各種惡果我是最主要負責人，這裡沒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負責人。
博古說及自己執行“左”傾路線：
在這個時期，白區中反對職工運動中的機會主義，就是反對劉少奇同志的正確路線；蘇區中反對羅明路線，實際是反對毛主席在蘇區的正確路線和作風，這個鬥爭擴大到整個中央蘇區和周圍的各個蘇區，有福建的羅明路線，江西的羅明路線，閩贛的羅明路線，湘贛的羅明路線等等。這時的情形可以說是“教條有功，欽差彈冠相慶；正確有罪，右傾遍於國中”。
博古很坦率地說及自己思想的轉變過程：
遵義會議改變領導是正確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義會議沒有承認這個錯誤，而且我繼續堅持這個錯誤，保持這個“左”傾機會主義的觀點、路線，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底一九三六年初瓦窯堡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我仍然用“左”傾的觀點、教條主義的方法，反對民族統一戰線。教條告訴我，資產階級是永遠反革命的，決沒有可能再來參加革命，參加抗戰，這是教條主義堅持到最後，也是我的“左”的錯誤最後一次。
確實，從那以後，博古與“左”傾教條主義告別之後就堅決站到毛澤東一邊。正因為這樣，張國燾在反對毛澤東時，稱“毛、周、博、洛機會主義路線”。張國燾自立“黨中央”時，宣佈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張聞天）的職務和黨籍。
在一九三六年，毛澤東派博古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和周恩來一起，參加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談判。一九三七年，博古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一九三八年，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和南方局組織部長。一九四一年，創辦《解放日報》和新華通訊社，博古被任命為《解放日報》社社長和新華通訊社社長，充分發揮了他的寫作、宣傳特長。在中共“七大”，博古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一九四六年，博古作為“政協憲法草案審議委員會”中共代表前往重慶參加談判。四月八日，乘C�47式運輸飛機由重慶返回延安。飛機由美軍蘭奇上尉機組駕駛。途經山西興縣東南時，一片陰雨，飛機竟撞在海拔二千多公尺的黑茶山上！與博古同時遇難的還有國共談判中共代表王若飛、新四軍軍長葉挺夫婦以及出席世界職工大會的解放區職工代表鄧發。遇難之日為四月八日，從此稱“四八烈士”。遇難之際，博古年僅三十九歲。
王明在寫了那篇《學習毛澤東》之後，其實對毛澤東口服心不服。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王明於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致函周恩來，表示對“王明路線”想不通，因為那時他只“當選中委和政治局委員”，“不是這一時期的黨的主要負責人”。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當《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經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透過時，王明致函任弼時，表示贊同決議。中共“七大”期間，王明稱病，沒有出席會議。經毛澤東親自提議，仍選舉王明為中共中央委員。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王明擔任政務院法制委員會副主任。一九五六年因病去蘇聯就醫，從此留居蘇聯。隨著後來中蘇關係惡化，王明在蘇聯大罵毛澤東。尤其是他在一九七一年所寫《中共五十年》一書，稱：“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程序中犯下了種種罪行。比如，毛澤東在一九三五年於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篡奪了黨的軍權，在這以後，他就使中國共產黨和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紅軍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損失。”他還寫道：“根據毛澤東的密謀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其目的是為了反對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這次會議的政治、軍事和組織路線是完全錯誤的。”王明痛罵毛澤東是“叛徒”，跟他當年所寫的《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