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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創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它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布林什塞維克主義。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主義，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研究了中國的現實，積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實際經驗，經過了黨內黨外曲折鬥爭而形成起來的。王稼祥寫畢，把手稿交給警衛員張志，讓他送到毛澤東那裡。又是傍晚，毛澤東從他的窯洞來到王稼祥那裡。依然坐在石凳上，談及了對王稼祥文章的意見。在兩個月前，毛澤東在給凱豐的信中，曾說過“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此時，由於王稼祥的堅持，他還是同意了文中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提法。
毛澤東說：“不能提‘毛澤東主義’。我是馬克思、列寧的學生，怎麼可以跟他們並列？馬克思有馬克思主義，列寧有列寧主義，我不能提‘毛澤東主義’。我沒有‘主義’。我的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你們一定要提，還是你提的‘毛澤東思想’好。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隨便地提‘主義’。不過，我仍然以為，作為一種思想體系，我還沒有成熟。這不是謙虛，事實如此。”朱仲麗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接受本書作者採訪時的回憶。朱仲麗見天色漸晚，便請毛澤東在他們家吃晚飯。毛澤東笑道：“可惜你們家的菜裡沒有辣椒！”毛澤東在大笑聲中離去。幾天之後，王稼祥的文章在七月八日延安《解放日報》中全文發表。這時，《解放日報》的社長兼總編是博古。就在王稼祥的文章發表的前兩天——七月六日，劉少奇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劉少奇在文章中指出：一切幹部，一切黨員，應該用心研究二十二年來中國黨的歷史經驗，應該用心研究與學習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學說，應該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來武裝自己，並以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去算清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這裡，劉少奇提及的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以及“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這樣，“毛澤東思想”一詞的首創權，便屬於王稼祥——儘管在他之前，已有很多類似的提法。特別是鄧拓所寫的社論，是早年全面論述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文章，只是他所提的“毛澤東主義”（其實也就是“毛澤東思想”）未被毛澤東所接受。一九四八年，吳玉章也曾提出“毛澤東主義”，毛澤東未予以同意，在“文革”中，紅衛兵重新起用“毛澤東主義”一詞，毛澤東仍不予以同意。“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毛澤東作為中共領袖，已日漸進入成熟的階段，即形成一整套自己的思想體系，有了一整套自己的理論、策略、方針。
第八部分：黨的領袖鄧拓編選第一部《毛澤東選集》
一年又一年的“七一”，對於毛澤東的宣傳在逐漸升溫：
一九四二年的“七一”，《晉察冀日報》發表號召“全黨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的社論。
一九四三年的“七一”，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並加以論述。
一九四四年的“七一”，紅緞子封面上燙著五個金色大字的《毛澤東選集》出版了！
著作是思想的載體。在宣傳毛澤東思想、學習毛澤東思想呼聲日益強烈之際，毛澤東的著作也就日益受到人們注目。最初，毛澤東的著作零零散散地發表在報紙、雜誌上，或者作為黨內檔案印行，或者單篇印成小冊子。最為“豪華”的，要算是遵義會議之後，共產國際曾在莫斯科印行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單行本，用紅綢封面精印。在延安，印行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單行本。
毛澤東的最初的選集是在延安印行的《毛澤東救國言論選》，當然那只是收入毛澤東一小部分著作。一九四二年出過《毛澤東言論選集》，也只是收入他的《論新階段》、《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五篇著作。鄧拓自從一九四二年“七一”發表了那篇關於“毛澤東主義”的社論之後，就立下宏願，即為毛澤東編一本比較完整的選集。
一九四四年初，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書記聶榮臻和副書記程子華、劉瀾濤決定委託鄧拓編選、由《晉察冀日報》出版《毛澤東選集》。經向中共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毛澤東、副主任王稼祥）請示，獲得了同意。這樣，鄧拓就著手編選中國第一部《毛澤東選集》。挑起這一重任的鄧拓，那時三十二歲。他是福建福州人氏，本名鄧子健。一九二九年，他入上海光華大學政治法律系，翌年加入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曾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