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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臉了，又何必為這張爛臉，讓父母受罪？
二哥為我的決定吁了一口氣：“別假裝瀟灑了，我知道你不好受，不過，換了我也會這麼做。喂，你澳洲的同學做哪一行的？”我支吾說：“啊，他是搞娛樂業的。”二哥點頭說：“嗯，難怪，你們是同行。他要是回國內發展，你也幫得上忙，到時說不定有機會報答他。”肖露露編的謊話實在高明，既不暴露自己，又讓我解釋起來合情合理。我附合道：“是啊，誰也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二哥攀我的肩笑說：“你說話越來越有哲理了。走吧，爸醒了，開口就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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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了，天高雲淡，風開始帶來絲絲涼意。我綣縮身子，坐在候機大廳外的臺階上，嘴上的煙幾次被風吹滅，我鍥而不捨地一次次重新點燃。
我害怕坐飛機，坐了無數次一樣害怕。但是，今天我突然不害怕了，甚至希望我搭乘的這趟飛機途中墜毀。安檢如果能檢查到旅客的心思，肯定不讓我登機。
“前往海口的旅客請注意，請馬上接受安全檢查，儘快辦理登機手續，飛機將準時起飛。”
機場廣播催促了，我巋然不動。我也鬧不清我是不適合坐飛機，還是不想走、害怕走？上一次離開省城，以父母雙雙住院告終，這一次離開呢？老天爺作弄，又把我踢回起點，沒有路的起點，何去何從由你自己挑。我越來越發覺我少有主見，或許身邊從不缺為我拿主意的人，以至於養成少自作主張的惰性。小時候有父母哥姐、長大後有肖露露、到海南又有麥守田，我還拒絕了許琴，畢竟，她的主張和我的想法相去太遠。其他人，父母哥姐是強制做主，麥守田整個在騙我，想來想去，惟有肖露露是從我的角度出發。我平生只為自己做一次重大抉擇，那就是學藝，應該說是成功的。
我的思維突然間支離破碎，腦子變成了一部失控的機器，我需要時間整理維修，最好有人醍醐灌頂、有老師指點迷津。
費加羅詠歎調的音樂響了，我莫明其妙地激動起來，飛快從地上站直身，摸出手機拿在手中，久久才放到耳邊。
“我剛下飛機，到烏魯木齊了！”來電的是沈晶，她的聲音很愉悅，“謝謝你，你說的對，我不想再嫌錢了。我賺夠了，剩下的，讓老公去賺。哦，你父母好了嗎？”
我有點失望，正正經經祝福她，告訴她我父母已經好了，又扯了幾句閒話，想快點結束通話。估計她在走出機場的路上，嘴巴興奮地說個不停，我耐著性子聽她講。
“我男朋友接我來了，再見！有機會到新疆來玩。”
沈晶終於結束通話了，我又有點失落。我知道和她不可能再見了，即使去新疆她也不會再見我。不過，她是聽從我的主張，提前回新疆的，接完這個電話，感覺自己並非一無是處，受過我影響的人，不止沈晶一個。遠的有玉米子、蘇柳、宜佳，近的有許琴、老洪、江媚眼，用老人的話說，是修陰功，我父母這一次能夠死裡逃生，說明我可以救贖，還不到無可救藥的地步。
老爹、老孃搬到高幹病房後，明顯好轉。不管什麼傷病，三分治療，七分護理這個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難民營”，根本沒有任何護理可言，希望只能寄託於醫生的妙手回春。我不敢說，高幹病房使富人或領導人比窮人和普通百姓更長壽，至少對我老爹、老孃是起作用的。透過多次會診一次手術，老爹再也沒有出現昏迷現象，每天比我們還要精神，霸著電視看體育頻道，不是護士強制關機，他能看通宵。一個月後，他可以生活自理了，整天嚷嚷出院。老孃也奇蹟般好轉，雖說不能恢復如初，但柱柺杖走路已不成問題，醫生說，柺杖也有希望扔掉。
我不要臉看來是值得的。不過，這一期間，我卻度日如年，有點懷念在“難民營”的日子，那時，心無旁騖，只想侍候好父母，恨不得代他們忍受痛苦。搬到高幹病房不同了，護士小姐二十四小時輪值，我和哥姐除了陪伴老人說話解悶，或聽他們發發脾氣外，別的什麼也不用操心。大哥和姐姐乾脆回去上班，剩下我和住省城的二哥，照樣無所事事。我無聊得呼朋喚友，每個週末拉隊到藝術學院踢球，還經常跟老同學、老朋友醉生夢死，但我害怕有人問我，做什麼工作？到省城有何貴幹？第一個問題我答不上，第二個問題倒理直氣壯：“陪父母治病！”我是討厭忙碌，但真正成了一個無所事事的人，那是非常恐怖的。我最大的煩惱，就是自暴自棄不夠徹底，又開始為將來該幹什麼，冥思苦想、勞精費神。如果離開省城，我去哪呢？有時，甚至希望父母好得慢一點，以便得到一個響亮的藉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