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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引擎製造廠或是複雜的武器生產部門，如炮彈製造和口徑測定裝置等。那時，工業工程師和專業監督人員根本就寥寥無幾，所以這些幾乎沒有經過訓練、剛入行的工人不得不自行扛起責任，成為自動自發的團隊。很多例項證明，他們的生產力和表現都很優越。因此，我的感觸很深，希望和平再現時，還能保有這種成就。
在我所有有關管理和“工業秩序的解剖”方面的研究中，我認為最重要，而且最有創意的，即是工廠社群自治和授權給員工。但是，管理階層則有戒心，深怕“大權旁落”，因此不表贊同。那時的工會更是標準的“為反對而反對”：如果沒有一個顯眼而具體的“老闆”作為反對的物件，工會的存在還有什麼意義？然而，在第二次大戰期間通用員工自治的表現，比起今天大肆鼓吹的“大突破”更好，如有些瑞典的汽車公司企圖取代生產線的“創舉”。說來，這仍不及美國30年來實行的標準生產線模式，遑論IBM這家不見得有多寬鬆的公司已實施40年且成家常便飯的廠房工作團隊。此外，第二次大戰時，在員工自治之下，管理階層和工會並沒有損失一點權威、特權，地位穩固如昔。我滿懷天真地期望這個“工廠社群自治”的建議能成為我的通用研究計劃結論中最令人信服的一點。但是，在通用的管理階層中，只有威爾遜把它當一回事。今天，美國在為員工謀求薪資保障和工廠社群自治方面，已有長足的進步，也許應該感謝當年威爾遜採納我這個“異類”的意見。
他告訴我：“早在1935年，我們通用的確想為員工擬出一套保障薪資的辦法，”（斯隆在《我在通用的日子》一書中也公開過這些早期的研究方案。）“不過，後來不得不放棄。即使是像通用這樣的公司，仍有倒閉之虞，如何能提出有意義的保證？”經過一番討論，加上威爾遜手下得到的研究結果，終於“追力失業津貼”（SupplementaryUnemploymentBenefits；SUB）④得以出爐，在美國大多數從事製造業的員工，除非因長期的景況不佳而失業，都可以領取失業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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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隆的專業風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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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在1947年初，威爾遜一擬定好全盤的計劃後，我馬上問他：“你要怎樣付諸實踐呢？”
他卻答道：“永遠不能實踐這個計劃了。我最後不得不屈服在工會的壓力之下。”
我自以為明白了，於是說道：“你的意思是通用的管理階層不同意這項計劃，除非他們不得不做？”
“錯了。我的同僚把工會的事全權交給我來處理。上次的罷工事件證明我是對的，自此以後他們就很信賴我。問題出在工會，他們的領導人不肯贊同這項計劃，除非是管理階層原本‘抗拒’、‘反對’的，工會才會力爭，為了護盤而和資方‘一決雌雄’。”
“你曾加入工會嗎？”他接著問我。我搖搖頭。
“我曾是工會的成員，也當過領導人。我自己就是工會領導人之子。我父親是從英國威爾斯來的工匠，以製造工具為生，曾在匹茲堡召集同行，組成一個地方工會。我們都信仰社會主義，尤金·德布斯（EugeneDebs）⑤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到今天仍是。1912年的大選，我因為幫他搖旗吶喊，差點被學校勒令退學。由於我是個危險的極端分子，大學畢業時，找不到工程師的職位，只好當個制模工人，後來成為制模工會的執行委員。現在的我，還是工會的一員。”在他那雜亂無章、堆滿了檔案的辦公桌上，有一張表框的工會會員卡，他指著那張卡跟我說起過去。日後他在五角大樓出任國防部長時，惟一從通用帶過去的東西，除了一張全家福照片，就是這張會員卡。
他說：“對工會來說，不是費盡千辛萬苦爭取來的利益，就毫無價值。每一個工會都認會，管理階層送上門的東西，無異於黃鼠狼給雞拜年，不安好心，必定有害於工會和成員。當然，我不會氣餒，還是會繼續為我的理念播種。我認識不少汽車工會的人，會盡量去影響他們。對於這個計劃，要先裝出一副心不甘、情不願的樣子來做讓步，這樣他們才會覺得成就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時機總有成熟的一天。”（1955年，時機終於來到，美國汽車工會宣佈追加失業津貼法案的實施，是該工會的“一大勝利”。那時，威爾遜已經在五角大樓了。他打電話跟我說：“德魯克，10年前你在通用進行的研究計劃到今天終於開花結果了！”）
“以你對工會的瞭解，為什麼通用和工會的關係不能再更上一層樓呢？”現在正如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