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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作法。假使蘇泰講這句話時，有一個管寧在旁邊聽了，就馬上走開，不理他了，不必說六國宰相，即使當萬國宰相，他也不會理的。可是蘇秦的嫂嫂答道：你現在地位高了，又有錢，當然不比從前了。那麼蘇秦聽了，不免有所感慨：人在這個世界上，勢力、地位、金錢、富貴，這些都不能馬虎的啊！不過，要知道一個人，在某一時期，財富名位權勢，一點也沒有有。真看通這點，才知道如何是人。
這是不能效法的，我曾再三說過，這是屬於謀略之學，所以中國古代讀書人，對這種書的看法是“不足為訓”四個字的評語，不能拿來效法的，不過要懂得。如孔子、孟子何嘗不懂這些，當然懂得，但是講道德，則如孔子讚賞顏回的，寧可抱道窮死，絕對不走偏路；再如子貢，像蘇秦這一套本領他都有，而且他也做了，遊說過列國，也成功，可是子貢走的是正路，在列國上擺佈了那麼大的局面，而自己什麼都不要，只是為了救自己的父母之邦，才不得不如此一用而已。
這裡我們對歷史的瞭解，關於個人的也好，關於國家的大事也好，應該多方面比較，才能有深刻的見識，和正大的抉擇。
人才與時代歷史
我們現在姑且以人作中心來講，上次講了蘇泰，這次說到張儀。
為什麼要說這兩個人？要了解自己國家歷史文化的演變，尤其是在一個世界變亂的動盪時代，對於權謀之術，不能不有所瞭解。過去大家都念過這一類的書，也許因為各人生活的經驗不同，而體認的程度也有深淺不同。這幾十年來，大家都有許多經歷，以這許多不同的經歷，來看歷史上的事蹟，再看世界的大勢，觀點就不同，因此讀歷史的觀點也不同了。
我們都知道蘇秦、張儀是戰國時期的人。不過以他們個人做中心，而研究整個歷史，特別要注意的是：中國文化，由周朝開始行禮樂道德的政治制度，禮樂道德的政治哲學思想，到了春秋以後，非變不可。這並不一定是由於某一個人或幾個人的敗壞而演變，而是時勢所趨，非變不可。就像我們常說的一句最幽默的，也是最有意義的話：“無可奈何，只好如此。”有些人對於環境和事務是這樣，時代的趨勢也是這樣。任何一個時代潮流，趨勢來了的時候，就“無可奈何，只好如此。”由春秋到戰國，就是這樣一個情形，這是第一點我們要了解的。
其次，周朝禮樂道德的政治制度與政治思想，是所謂王道政治。到了春秋時代，就成了霸道政治，所謂“霸道”一辭，並不是現代“不講理就是霸道”的意思，當時的霸道並不是不講理，仍舊非常講理。以現代觀念而言，列國之間的領導權，以武國或財力而稱尊的，稱之為霸或伯。不走禮樂道德政治的路線，走的是利害關係的路線。當然在利害關係當中，仍然還有他的道德標準，這就是霸道政治的時代。到了戰國時代，也稱霸道，但已經是霸道的末流了。這時的霸道，到達了併吞，也就是侵略的階段。這個時候，一個國家所需要的是強。到了這個階段，天下所需要的，就不是分封諸侯的封建制度，而需要統一天下為一個國家，過去宗法社會的封建是要改變了。當時各國之間，可能統一天下的，最有優勢的是秦國，另外還有南方一個新興的楚國，但楚國始終無法與秦國抗衡。至於太行山以東，黃河南北的這些國家，太老大了，內政也太衰敗了，始終處於聽人宰割的狀態。
牽涉到商鞅
研究歷史，戰國時的齊國、楚國，乃至韓、魏，並不是不可為，但又為什麼弄到如此，只能聽秦國的擺佈？歸結下來，不外是人才的問題。
好了，到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不但是中國的歷史文化，即使世界的歷史文化也是如此：決定仍是在人才。就是現代的歷史，我們看《第二次世界大戰秘史》這部紀錄片以後，也深深感到人才是決定性的關鍵。任何思想，任何精良的制度，都要靠人才的創造和人才的推行。當時秦國所以能夠在一百年內興盛起來，就決定在幾個人身上。蘇秦、張儀以前，秦國在政治基礎上，有一次很好的改革，就是用了法家商鞅的決策，提倡法治，即所謂商鞅變法。商鞅這一次在政治上所做的改變，不上是影響了秦國後代的秦始皇，甚至影響了後世三千年來的中國，這又是一個大問題。
商鞅當時改變政治的“法治”主張，第一項是針對周代的公產製度。（有人說周代這個制度，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這種做法，是硬作比方，似是而非的。）商鞅在秦國的變法，首先是經濟思想改變，主張財產私有。由商鞅變法，建立了私有財產制度以後，秦國一下子就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