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經驗

第9部分 (第2/4頁)

強起來了。但商鞅開始變法的時候，遭遇打擊很大，關鍵就在四個字：“民日不便”，這一點大家千萬注意，這就講到群眾心理、政治心理與社會心理。大家更要了解，人類的社會非常奇怪，習慣很難改，當商鞅改變政治制度，在經濟上變成私有財產，社會的形態，變成相似於我們現在用的鄰里保甲的管理，社會組織非常嚴密，可是這個劃時代的改變，開始的時候，“民日不便”，老百姓統統反對，理由是不習慣。可是商鞅畢竟把泰國富強起來了。他自己失敗了，是因為他個人的學問修養、道德確有間題，以致後來被五馬分屍。這等到有機會研究到他的時候再說。可是他的變法真正成功了，中國後世的政治路線，一直沒有脫離他的範圍。

由商鞅一直到西漢末年，這中間經過四百年左右，到了王莽，他想恢復郡縣制度，把私有財產制度恢復到周朝的公有財產。王莽的失敗，又是在“民日不便”。王莽下來，再經過七八百年，到了宋朝王安石變法，儘管我們後世如何捧他，在他當時，並沒有成功。王安石本人無可批評，道德、學問樣樣都好，他的政治思想精神，後世永遠流傳下來，而當時失敗，也是因為“民日不便”。我們讀歷史，這四個字很容易一下讀過去了，所以我們看書碰到這種地方，要把書本擺下來，寧靜地多想想，加以研究。這“不便”兩個字，往往毀了一個時代。毀了一個國家，也毀了個人。以一件小事來比喻，這是舊的事實，新的名詞，所謂“代溝”，就是年輕一代新的思想來了，“老人日不便”。就是不習慣，實在便不了。這往往是牽涉政治、社會型態很大的。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對於這種心理完全懂，於是就產生了“突變”與“漸變”的選擇問題。漸變是溫和的，突變是急進的。對於一個社會環境，或者團體，用哪一個方式來改變比較方便而容易接受，慢慢改變他的“不便”而為”便”的，就要靠自己的智慧。這也是講蘇秦、張僅這兩個人的事蹟，所應注意到的。

外才與內用

說到張儀、蘇秦兩個人，遊說的目標，開始都是對秦國。秦國在秦始皇以前，歷史政治的基礎之所以打好，都借重於外來的人才。商鞅，衛國人，外來的；百里奚，虞國人，外來的；張儀這些外來的人物，還是後期的。為什麼這些人，不能為自己的國家所用，反而都去替秦國效力呢？這中間的問題也很大，這裡暫不分析，大家自己去研究它的原因吧！還有一個觀念要很注意的，讀古書固然要吸收歷史的經驗，但是不要被古人牽著鼻子走，尤其今天求學問，對今天的時事要格外留意，千萬要把握住今古無分別的原則。當年的秦國，可以把它比作現在的美國，也可以比作蘇聯。但是不要忘記，秦國的壞處可比敵人，但秦國的好處也可以比作我們自己，這是沒有固定的，我們怎樣去運用這個法則，是在於人的智慧。

張儀之所以在秦國一說就通了，原因是秦國在當時所需要的，並不是什麼文化思想。誰有辦法使秦國強大，永遠的強大，而巨蓋世的強大，就請誰。這是在當時的必然趨勢，並不是說秦始皇的祖先們，毫無道德禮樂政治的思想，而是時代的趨勢，需要如此。

張儀的故事

再看張儀的個人，要看《史記》張儀列傳，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張儀、蘇秦這些人，是把戰國時的資料，將時間、年代、地點，編起來寫成傳記。而在每個人的傳記後面，都有評語，所以司馬遷的《史記》，也等於是歷史哲學，等於是一個評論。

研究蘇秦時我們說過，張儀是蘇秦培養出來的，不過在這以前還有一段：張儀是魏國人，小的時候和蘇秦是同學，《史記》上寫他們跟鬼谷子“學術”。要注意這“學術”兩個字，他們並不是真搞什麼學問，學的是如何拿到功名，很講現實的一套東西，就是權變之術。在讀書的時候，蘇秦自己認為不及張儀，《史記》上只記了這樣一筆，沒有說為什麼不及張儀。後來看了張儀傳，找出一個答案，張儀的出身，比蘇秦好一點，所以有點太保脾氣，比較豪放，是耍得開的人。蘇秦後來得志以後，張儀並沒有得志，環境比較好一點的人，進取心就差一點，所以讀歷史讀多了，對於一個人的成功，會感到很奇怪的，有許多人的成功，連他自己本來都沒有這樣的想法，但卻硬是有機會逼得他走上成功的路線。正如隋煬帝吹的牛：“我本無心求富貴，誰知富貴逼人來。”這就看出一個人如果沒有環境的刺激，反而容易墮落。以張儀、蘇秦兩人比較，張儀就是如此，等蘇秦得志了，張儀還在悠哉遊哉。在一個當楚國宰相的好朋友家裡，作第一等賓客，手面也很大，隨便花錢，蠻不在乎，一般人看他吊兒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