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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的新中國首屆國家副主席之一的張瀾先生。這對於本書具有特別珍貴的意義。
在整個資料收集、構思、創作、完善過程中，筆者深深感受到，川軍抗戰其實不僅僅是少數幾個將軍的故事，而是一個有著豐富史料的群體的歷史，這個群體的身上，濃縮著當時的四川軍民，甚至整個中華民族悲壯抗戰歷史，和一個民族在國難當頭時的基本性格和奮鬥精神。因此，作品中不顧對主角形象刻畫的影響，儘可能地多提到了不少相關川軍人物的真名實姓——其中不少都名不見經傳。
在當年，從南京退到武漢，再退到重慶的國民黨中央當局，一再強調“忠勇”。這個“忠”字，是別有寓意的，骨子裡不是說忠於國家和民族，而是忠實於“一個國家，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之“一個領袖”。顯然，如此政治意境的“忠”，與川軍將士所內在的對國運的“忠”大有區別。於是，筆者決定用“義勇”給這個文學作品定位。這裡的“義”，無疑是為國家存亡而英勇獻身的民族大義、春秋大義。用金庸先生在《神鵰俠侶》中的說法，就是“俠之大者”所崇尚的民族大義。
也正是由於這種大義，川軍將士以一種莫名的大勇，非常理性地容忍了親痛仇快的捉弄和屈辱，用難以想象的簡陋裝備，和單薄夏裝，在北國嚴冬和春寒料峭下的冰天雪地之中，用血肉之軀，頑強面對侵略者的飛機、大炮和坦克，為贏得在抗戰史上地位至關重要的臺兒莊大捷作出了重要貢獻。
坦率地說，從純軍事角度上講，筆者不認為滕縣戰役和臺兒莊戰役打得像一般史書上宣傳的那樣很好，而是覺得它們在戰略戰術上遠不如世界游擊戰爭經典的八路軍115師平型關大捷那樣相對智慧、周密和戰果卓越。筆者估計，如果當時整個戰區的指揮更好，湯恩伯軍團能像川軍馳援山西和魯南那樣積極抗戰，或者像張自忠軍增援臨沂那樣策略和頑強，而不是消極增援、積極撤離，臺兒莊大捷多半會提前為滕縣大捷，甚至滕縣至鄒縣一帶的山地大捷，滕縣、臨沂和臺兒莊的戰鬥都不會像後來那樣傷亡慘重，戰果也會強於臺兒莊大捷的實際成果，甚至後面所有戰事和歷史都可能改寫。
也正因如此，與很多關於滕縣抗戰的史料和評論大相徑庭，本文學作品並不特別強調眾多川軍將士在浴血滕城時的“城亡與亡”，而是尊重所接觸到的客觀史料，不為尊者忌諱地揭示了死守孤城的無奈、悲壯和特殊歷史地位。
川軍22集團軍馳援魯南的主要貢獻在於，先是非常及時地搶佔到了臨城和滕縣，日後又拼死阻滯了日軍的大舉進攻，兩次挽救了勢在必失的徐州，大大延緩了日軍的侵華速度，並進而深刻改變了日方的最高侵華戰略和侵華命運。特別是最後一點，很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史學新發現，川軍在抗戰史上的實際貢獻和地位，也可能因此受到更多的關注。
種種殘酷而悲壯的戰爭前景和歷史命運，已經在滕縣戰鬥之前、趙渭賓在太原寫的家書中悲憤地和充滿希望地預言到了。
這封信令人感動的地方很多，這裡特別強調三點：一是其中明確地展現出一位洞明時勢的川軍將領中的知識分子，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成為因軍閥混戰所致國家危亡下的無數悲壯的犧牲品中的一個；一是共產黨和八路軍因積極抗戰和卓有成就而深得民心，並因此成為一個偉大民族的希望之所在；一是北路川軍由於和八路軍的特殊交往而大受裨益，抗戰精神、抗戰作風以及戰鬥力都明顯提升。
留意這三點，或許有助於讀者透過歷史的部分片段，去感觸整個中國抗戰歷史的波瀾壯闊和複雜微妙，並進而感悟深刻影響民族興亡的歷史真諦之所在。
總之，筆者深信，中國抗日戰爭的悲壯歷史，以及川軍拼死衛國的大義大勇精神，是龍的傳人永遠不能忘記的；任何對中國的新的侵略圖謀和漢奸行徑，都應該及時給以相應的懲罰。只有這樣，中華民族和人類文明的歷史命運，才能從根本上超越悲壯，和平崛起於新的世紀。
夔劍
2007年5月26日
附錄 憶先父趙渭賓烈士（趙世誠）
先父諱渭賓，字象賢，1894年生於四川成都。“七七事變”前夕，先父在川軍第41軍122師任少將參謀長，在1938年3月臺兒莊會戰前夕的滕縣抗日戰役中，與王將軍一起壯烈犧牲。1985年，經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認先父為烈士。為了追憶先父生前事蹟，我曾向我所在的工作單位——北京航空學院（現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黨委申請借出存放在本人檔案中的一封信。這是1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