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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先父走上抗日最前線的前夕在山西太原寄給我的信，信中比較詳細地說明他對戰局的看法和對我們兄妹的希望。幾個月後，先父即在山東為國捐軀，此信竟成為對我們兄妹的遺囑。這封信我一直儲存在我身邊，直到1956年我入黨時才交給黨組織。
我今天重讀這封信時，仍禁不住熱淚盈眶，失聲痛苦。為先父過早去世而哭，為先父奮鬥一生而未能親見統一強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而哭……也不禁使我回憶起了歷歷往事。
先祖父是當時官辦的製革廠職員。先父童年正值甲午中日戰爭，八國聯軍入侵，國家多難之秋，中華民族瀕於危殆。入學校後，得到當時已傾向於民主革命的成都著名學者李培甫、視祀懷諸先生的教育，深受反帝愛國思想的影響，常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議論，少年時就埋下了“以身許國”的根。
1911年辛亥革命後，四川革命政權為防備清廷殘餘勢力，組編學生進行軍訓，成立學生軍，先父年已18歲，即毅然參加，次年轉入四川陸軍軍官學堂。1914年，他在軍官學堂第二期畢業，到屬於國民黨系統的熊克武部隊任職，初任講武堂教主官。1920年轉入部隊，在熊部第1師（師長喻培橡）任少校參謀。1924年隨喻師參加討賊（曹琨）軍，部隊屢為北洋軍閥在步步所逼，被迫退出四川，駐防於貴州、湖南一帶。不久，孫中山先生任命熊克武為建國軍五省聯軍副總司令，準備北伐，先父調任喻師參謀長。之後，先父憑同學同事關係，在四川軍界中擔任幕僚職務，先後在28軍11混成旅、川康邊防軍第2師、第3師、41軍122師等部隊任參謀長職，直到1937年出川抗戰。
先父雖然多年在軍界工作，但性格和愛好仍不脫文人的氣度。由於早年受李培甫先生的影響，所以舊文學根基很厚（先父犧牲後，成都的著名文人劉豫波先生的輓聯中有這樣的評價：“久病說當年，最難忘春樹淡詩，自愧我識途老馬”）。1926年以後，生活比較安定，先父便根據自己的喜好，購買了大批書籍，其中包括廿四史、各類子書、名家詩詞文集等。對於能代忠臣義士的著作，如嶽忠武王集（岳飛）、文山先生集（文天祥）、史閣部集（史可法），更是百計求購，置諸案右（這些情況見先父在書上所寫的跋語，這些書現藏於四川大學圖書館）。在史書中，尤其重視明史、宋史。我當時正上初中，曾遵命逐卷閱讀。‘所藏圖書中還有相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