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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多長時間,79年下半年吧,學校就派我到中國音樂學院進修指揮,讓我心裡那個樂。
樂歸樂,去時心裡還是“三絃老大”的感覺,傲慢得很。我想三絃彈到我這程度,差不多是到頭了;依此類推,藝術大概也就這樣了。結果去了一看,哎呀不得了,那麼多大名鼎鼎的人都還在苦哈哈地學習,寬了還要寬,精了還要精,這才知道自己真是隻井底之蛙。
我在中國音樂學院進修的時間不長,半年而已,卻大大拓展了自己的視野,就此明白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學海無涯,任誰都不敢隨便稱老大。藝術家必有傲骨,但這和盲目尊大永遠是兩碼事。只有懂得謙卑的人才能懂得驕傲,包括向誰驕傲和為什麼驕傲。
也正是在中國音樂學院的這半年導致我的命運又一次發生了改變。我也說不好這究竟是主動選擇還是隨大流的結果。
當時一起進修的有好幾位同學,聊天時他們問我進修完指揮後幹什麼。我答回學校當指揮唄,能幹什麼?他們就笑。我反過來問他們,他們都說準備明年考大學。我就感到奇怪:都學了這麼多了,還上什麼大學啊?
但他們是認真的,我從他們的刻苦中感受到了這一點。慢慢地自己也有點動心了:這麼多人都想上大學,我是不是也應該上他一上呢?
進修完回到內蒙,好幾個朋友聚在一起復習,也都在準備考大學。我藝校的同學亞倫在拼命練鋼琴,學和聲;還有一位叫胡德——他父親曾因創作《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而名動一時——也在拼命學,拼命練。他倆的基礎應該說都比我好,但都不安於現狀,這給了我很大的刺激,於是我也下決心考了。
經過初試,再到天津音樂學院複試。其餘我的基礎課考得並不理想,主要是我的面試獲得了全體考官的一致好評。後來我還聽說,當時主考的包元愷老師為我出色的表現而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就這樣,我考上了天津音樂學院作曲系。
或許是這樣的結果讓我感到負疚,但更主要的是擔心經濟上是否負擔得起,接到錄取通知書後我一點也興奮不起來,相反陷入了困惑:去,還是不去?
給家裡打電話,我爸是一句話也不說;我媽先問要學幾年,我說五年,她就一下叫喚起來了:你現在當老師不是挺好嗎?五年吶!我們哪有那麼多錢供你?再說,還要不要結婚、生孩子啦?
跟著女班長的活椅子
我不怪我媽短視。她說的是大大的實話。我爸當時不說話,也是為此心中感到為難。當然最後我還是決定去,畢竟是一個提高自己的機會嘛。但在天津音樂學院的五年裡,經濟問題一直是壓在我心裡的一塊石頭。
那幾年我父母每學期給我90元,平均每個月20不到;此外學校還有一個貧困生補助,我是班上最窮的學生,每月補助12元;這樣加起來,每月生活費30多一點,照說可以勉強對付了,但我偏偏又愛喝點酒,於是就難免左支右絀。
在我們80屆作曲系的學生中,我大概是第一個獻血的人。500毫升哪,許多同學都不願意獻,怕虧了身子。我不怕嗎?也怕,但還有叫我更怕的。
後來有領導表揚我“發揚了風格”,我在下面暗暗好笑:什麼“發揚風格”,不就是為了錢嗎?你想,獻一次給70元,還有罐頭、白糖,外加學校補助的飯票什麼的,多大的誘惑啊!血獻出去了還可以再生,可錢花出去了會再生嗎?實際上,從瞭解到這些條件的最初一刻起,我就決定了:70?操,我去!
當然我不會、也不能說出我的真實想法,那才真叫不討好呢。我只能自得其樂。
錢還沒拿到就已計劃好了:或者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誰也不告訴,悄悄走;一斤涮羊肉倆燒餅,外加二兩白酒,肉吃完,湯喝盡,一點都不留。這還不到5塊錢,餘下65,慢慢貼補吧。
唉,那時真是苦哇。唯一的浪漫事兒就是喝酒。據說在我來之前,天津音樂學院的學生從來不喝酒,我算是這方面開風氣先的人,當然是壞風氣——不僅一人喝,還帶著一幫人喝,而且一喝就喝到早晨四五點;去處必定是火車東站,那兒的小館子通宵營業,別處沒有。常常是晚十一點開始在宿舍裡點數,還沒點完就走人,想到熱騰騰的餃子就二鍋頭,耐不住啊。這是說人多的情況;想涮羊肉了就只能一人悄悄去,否則誰付賬就會成大問題。
我開這個風氣,好酒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要借酒澆愁,借酒逃避,這又是那些“跟風”的同學所不能理解的了。
入學的第一學期大概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