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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幾門考試，我半數以上不及格，為什麼？語言不過關，聽不懂。我那點兒漢語，吃吃飯、聊聊天還可以，聽課就不行了；老師又不能單照顧你一個人，感覺中常常是“譁”一下過去了，我還什麼都不知道，像魚被晾在沙灘上那樣，只能乾瞪眼。
不只是聽，還要寫。這我就更不行了。一下子寫那麼多漢字，還不如要了我的命。
專業課還好一點，我最怕的是哲學、政治經濟學之類，盡是抽象的、艱深的理論術語。記得政治經濟學老師為了讓我明白“生產力”和“勞動力”這兩個概念的區別，真是說幹了唾沫，可我橫豎就是搞不清楚它們之間究竟有什麼不同。在我看來，既然“生產”就是“勞動”，那麼“生產力”當然也就是“勞動力”，一碼事兒嘛。我就這樣從特別弱的角度來理解。
鬧不懂又要應付考試，許多課就只好死記硬背。死記硬背太苦，那就另闢“捷徑”。
我們班的班長是個女生，黨員，生得特老實，一看就是個樂於助人的人。我是少數民族，漢語這麼差，她似乎也有幫助我的義務。
於是每次考試前我就去找她，說是一起復習，其實是一邊複習一邊說好話，時不時地還送她一塊巧克力，特大的那種。我的話都是說在明處，我說考試時我就坐在你旁邊，我不會百分百抄你的，只抄一部分；要不然我會不及格，那樣大家都不好看。她也聰明，笑而不答。
一次兩次不打緊，次數一多，老師就看出來了，當然就生氣。
那天考什麼不記得了，好像是藝術概論，反正是玩文字的；主考老師一進門就說：騰格爾，你坐那邊去，別老挨著人家！我就笑，假裝沒聽見一樣，還是穩穩地坐在那裡。
這時全班同學都笑起來，包括女班長在內。老師急了，就指著她說，那你起來，你到那邊去！她當然就起來，可我跟著也起來了。
我們坐的是那種右手邊鑲了一塊木板的椅子，端起來很方便，於是我就端著跟在她後面，她坐到哪兒，我就跟到哪兒。我一邊跟一邊對老師說心裡話，我說求求你了，就讓我坐她身邊吧，否則我絕對不及格。我保證不會全抄，就抄那麼一點，我保證！
全班同學笑得更厲害了，簡直就是亂成了一團。最後老師沒辦法，只好將就我，也是一種精誠所至吧。
可你們說說，我這麼像把活椅子，被自己厚著臉皮端著，在班長身後跟來跟去，包括忍痛從酒錢中摳出買巧克力的錢，容易嗎？
天地有大德：說說我的父母親（1）
在好萊塢餘卓別林為伴
我非常欣賞作家張賢亮的一句話。他說：世上最難過的不是思念，而是沒有可以思念的物件。最初讀到這句話時我感到心裡直髮疼——當然不是心疼自己，而是心疼他，心疼這句話。那一瞬間我被這句話，更準確地說，被這句話所激起的滿腔思念漲得滿滿的——我是說，我有太多的思念。
正是懷著同樣的心情我寫下了《天堂》。這首歌的關鍵詞是“我的家”，因此也可以說，“天堂”就是“我的家”，反過來也一樣。
從詞面上看，我寫的是大“家”，是故鄉；我愛這大“家”，我愛故鄉。但如果沒有我對我那小“家”的愛，如果心裡沒有那一份濃得化不開的親情，我敢說我肯定寫不出這首歌，就是寫出了也唱不好結尾時那輝煌的高音。
是的，“我愛你，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堂，我——的——天——堂”！
我父母生了我們姊妹五個，可以說個個成材。我大姐前面說過，很早就是我們縣烏蘭牧騎的骨幹。她的文藝才華不僅直接影響了我，而且也影響到我的兩個妹妹，一個學了大提琴，另一個歌兒也唱得特別好。我哥後來一直在內蒙古交通廳工作。
這事不僅別人，就是我們自己聚在一起時說起來，也覺得真是有點奇：這麼一個草原深處的窮鄉僻壤，這麼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五個孩子，卻一個是一個。當時我們那兒的人，能到縣裡就不錯，到呼和浩特已是鳳毛麟角；而我們家的孩子不僅到了呼和浩特，而且到了北京，姐姐和一個妹妹甚至去了國外，還在那裡定居。額爾和圖的蒙古孩子怎麼會在美國定居了呢？
別人都說是孩子爭氣，但我們卻認為，我們能走到今天，取得這樣的成績，和父母的關係極大。一個人平生行好行壞，必有某種回報。我父母肯定都是積了大德的人。
在性格上，父親對我的影響更大。他應該算是我們鎮上最大的知識分子了，年輕時曾在寧夏專門學漢語，後來又去傅作義的軍官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