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藝術人生:天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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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統扔下了。逃啊。

就這樣，在我心理上陷入絕境，差不多已成了一個廢人的當口，生活突然對我綻出了美麗的笑容。

一家人都歡天喜地，為我感到慶幸——不僅慶幸我擺脫了已經陷得太久的受挫的泥潭，也慶幸我有了一個踏踏實實的前程。後一條份量肯定更重，因為那會兒我們縣還沒有高中，而照我當時的情況，初中畢業肯定就沒戲了，再往下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我也曾自問過：你還能回去當一個牧民嗎？還能當一個好牧民嗎？說實話，一點底氣都沒有。現在好了，考上了專業學校，換句話說，我已得到了某種承諾：畢業後可以立刻牢牢地捧上國家的“鐵飯碗”！

或許只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才能理會，得到這樣的承諾在當時意味著怎樣一種巨大的幸運！尤其是在我們那樣的窮鄉僻壤，又尤其是在我走投無路的時候！

我不是一個志存高遠的人，更不是一個能透過迷霧、看清明天的人，在當時，眼瞅著有了“鐵飯碗”的保證，我已和我的家人一樣感到心滿意足。只是在我和歷史一起磕磕絆絆地走出了足夠遠之後，在“飯碗”已不再是生活的最大壓力、最高目標之後，我才真正看清了這一轉折之於我的重大意義，或者說，它才向我呈現其真正的意義。

多年後我曾將這次轉折表達為“命運之神向我伸出了愛的手”。這聽起來有點酸，但不這樣說就不足以強調我的看重——

假如沒有這次轉折，就沒有我以後的藝術之路，也就沒有我的今天！

說“命運之神”表明了我對某種不可知力量的敬畏，這和我對姐姐的感激並不矛盾。因為，我能有這麼好的姐姐——包括這麼好的哥哥，這麼好的家人——本身就是我命運的一部分。“愛的手”把這一切凝聚在一起。所謂“幸運”，就是在關鍵時刻突然握住了一隻愛的手。

我父母對我本已失望，這時態度立刻產生了變化。我去藝校報到時父親將他的一套中山裝送給了我，這在當時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第二年父母又送了我一塊手錶，延安牌的，時價90元，就更不得了了。

我高興得心裡直癢癢但又有所不忍，就假假地謙虛了幾句。媽媽說：拿著吧，我兒子現在的身份不同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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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絃老大”不敢再傲慢

我進內蒙藝校頂的是學舞蹈的名目，進去後也確實練了三個月的功；但我本心並不想學舞蹈，真想學的是揚琴，也不知為什麼，或許和我父親會打揚琴有關。無奈那年揚琴只招一個，我條件比不過別人，只好認命。

但三個月過後就憋不住了。問題是正經八百地找領導談肯定不行，怎麼達成目的？想來想去，可能還是老招數，即在我姥姥面前屢試不爽的那一招比較有效，於是便哭著去找教務處。

後來我知道這也是孫子兵法“三十六計”中的一計，叫“哀兵必勝”。

那時藝校的教務處處長是三寶的父親。他看見我哭著過來就哈哈大笑，說沒事哭什麼呀？我就裝出十二分委屈的樣子邊哭邊說理由。我說我們縣送我來本就是讓我學器樂，不是學跳舞的，結果搞錯了；這麼錯下去，將來回去怎麼交待哪？

我哭訴的過程中處長一直在笑。他當然知道我在撒謊，也知道我想幹什麼。最後他說，行，你先回去，我們研究一下。這樣又過了兩三天，就通知我改學三絃了。

在藝校三年，第一年什麼也不懂，基本上是混過去的；第二年有所起色；到第三年，我就開始小有名氣了。

我的名氣來自三個方面。一是聽力特別好，鋼琴上的某個鍵，我看了就能把它唱出來，一彈，就是這個音。用行話說，咱有“絕對辨音力”。二是開始自己學作曲。我寫的《節日的鄂爾多斯》難度極大，到現在還是內蒙藝校學三絃的終結曲，能彈好這個曲子，也就能畢業了。這三嘛，當然就是我的三絃彈得特別棒。毫不吹噓地說，到我畢業的時候，在整個內蒙古地區，要說彈三絃我肯定是數老大了，誰也彈不過我。

這麼著，畢業後就讓我留校當了老師，教三絃，同時兼任學生樂隊的指揮。77年內蒙古藝術團出訪非洲，我老師也去了，給他們每人定做了一套西服，那叫個帥。我每次指揮演出時就借他的西服穿，過癮。

其實那時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指揮，瞎比劃罷了。78年底小澤征爾首度來華演出我看了，把我迷得、愛得、慚愧得，咳，真是沒法說。

也是該我走好運，缺什麼來什麼，擋都擋不住。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