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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允許的。
這兩年一直想把自己特喜歡的一首四川民歌《大河流水》改出來，試了好多次了，但還是不滿意，還要“攻”。
我還特別想重編重唱一些和軍隊生活有關的老歌，這些歌現在的人已經寫不出來了，包括《十八歲》、《打靶歸來》、《再見吧，媽媽》等等。在感情上我和這類歌似乎特別對路，此外和重新編唱《懷念戰友》大獲成功或許也有關係。前兩年在上海唱這首歌，於洋、張瑞芳等老藝術家聽後都哭了。
當然也有難度。現在的歌都必須有難度，包括技巧的難度。真被難住的時候，就不免有點懷念當初寫《蒙古人》的狀態。有人說這首歌不是寫出來的，是從心裡流出來的……不管怎麼說吧，那時的心態是多麼簡單，沒有更多的考慮，也沒指望靠這首歌出名，抱著個吉它，可以說完全是在玩，玩著玩著就成了。
但有時我也會反躬自問：假如《蒙古人》寫在今天，還會是那個樣子，還會有那麼多人喜歡嗎？
所謂“此一時彼一時”。所謂“無知才能無畏”。一句話，現在的我已經回不去，也不可能回去了。你知道的多了，視野寬了，要求高了，就“畏”了。畏了就難了。問題是你又不能假裝不知道，那是駝鳥，不是人。
可難歸難，我還是覺得有意思。因為這是我自己的選擇。因為難度是對真誠的一種考驗。
考驗都是慢的。那就慢慢來吧。
身份一：歌聲裡的馬頭琴
混跡歌壇時間長了，就有一個身分確認問題。
一位評論家稱我是“唱蒙古歌的中國歌唱家”。他這個定位定得好。好就好在他這話不是面對外國人，而是面對國內觀眾說的。
我79年離開內蒙，到現在已二十六個年頭了，到北京馬上也二十年了。我的漢話說得夠溜；我唱漢語歌，粗枝大葉地一耳朵聽過去，和漢族歌手似乎也沒有什麼區別。不過，如果你聽得仔細，特別是聽我唱慢歌的話，就能聽出我的“蒙古味”。我曾經唱過張千一的《血色童心》，那整個兒是一首前蘇聯風格的歌曲，但我唱完後，他們也都說有“蒙古味”。當然總體上也還說得過去，畢竟情擺在那兒。
所謂“蒙古味”，主要是指那種顫音造成的韻致。這是我的民族和她源遠流長的文化對我的賦予，對我來說是天生的，想丟都丟不掉、也永遠不會丟掉的。
其實其他民族，比如朝鮮族、新疆維吾爾族的歌也都明顯用顫音，只是不像我們的那樣慢而密集。他們有時用得非常獨特，想模仿都模仿不了。他們的歌手唱漢語歌也可以唱得非常棒，但同樣能聽出明顯的“朝鮮味”、“維族味”，特別是後者，往往特別強烈。
“蒙古味”雖不足以說明我的藝術個性，卻是我個性的有機組成部分，並且是最核心、最堅硬的一部分。有的蒙古族歌手到北京來打天下的時間比我短得多，但在他（她）們的歌聲裡已經聽不出什麼“蒙古味”了。也許在他（她）們看來，“蒙古味”是一種土氣、落後的東西，只有儘快克服掉，才能跟上城市時代的步伐和節奏。假如真是這樣，那我將自甘落後和土氣。我珍惜我的“蒙古味”。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是蒙古人聽我唱蒙古歌，他們會認為我唱的根本就不是傳統的蒙古歌。當然他們沒有說我有“漢族味”，更沒有指斥我“反傳統”；他們只是用眼神來表達他們內心的某種疑惑，然後很快放下，以便更加熱情地接納我這個草原的兒子。
他們感到疑惑是對的。因為那位評論家的話還沒有完。下面的一句是：“但他不是那種揹著馬頭琴在草原上走來走去的民間藝人。”
實際上我是把馬頭琴放在了心裡。另一位評論家正是這樣感受的。他說：不管騰格爾唱的是什麼，也不管他怎麼唱，我們都能從他的歌聲裡聽到一把馬頭琴。
兩位評論家都是我的知音。他們都既肯定了那種我從草原大地繼承下來的東西，又充分注意到了我和傳統蒙古歌手的區別。說得誇張一點：我既忠實於自己的天性和本色，又綜合了足夠多的其他元素，從而鍛煉出一種獨特的個人風格。這種風格既承續了，同時又改變了、發展了蒙古民族的歌唱傳統。
我不能說我從一開始就非常自覺地追求這種個人風格，就像我不能確定我現在的風格就不會再有變化。風格的形成本身就是變化的結果，並且從不自覺到自覺有一個過程，其中有許多不經意的、偶然的因素。但我確實可以說，我是融合得比較好的：民歌的元素、美聲的元素、搖滾的元素，還有地方戲曲的元素，例如山西梆子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