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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從這部官方史書的看法，關雲長有萬人之敵的絕對肯定的一面，有報效曹公的並不值得讚揚的一面，更有剛而自矜的明顯是缺點的一面。就其戰績、政績來看，也不能說是一個優秀的軍事家和政治家。蜀之亡，個人英雄主義的關雲長，是不能辭其咎的。
在《三國演義》中，抬得最高的，一是諸葛亮，一是關雲長，但這兩位，一錯失荊州，一窮兵北伐，乃是導致蜀國敗弱的重要推手。而且這兩位最後都失敗在非等量級的對手手裡，孔明還能得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同情，而關雲長雖然被後世人敬之為神，尊之為帝。但他死在陸遜、呂蒙手裡，輸得非常之慘，從此落下個“只提過五關斬六將，不提走麥城”的經常被引用的譏誚之語，可見後來人敬重之餘，對他的失敗，多少認為是他老人家咎由自取，屬於活該的了。
某地關帝廟門口的對聯，這樣寫道：“匹馬斬顏良，偏師擒于禁，威武震三軍，爵號亭侯君不忝徐州降孟德，南郡喪孫權，頭顱行萬里，封稱大帝恥難消。”絕大多數關帝廟，無不都是頌其武藝功勳，贊其操行德守，褒其忠貞剛烈，敬其義薄雲天，還少見如此持平之論。
無論看人行事，兩分法，還是能夠避免偏聽偏信，偏袒偏私，偏執偏頗，偏心片面的一劑良藥。
張角與邪教
小霸王怒斬于吉，說明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邪教迷信，妖言惑眾，神棍欺騙，鼓吹愚昧，有著悠久的歷史。《三國演義》開篇的黃巾之亂，那張角、張寶、張梁三個頭目，與中外古今的邪教教主同樣，無不以“散施符水，為人治病”蠱惑人心，招徠信眾。于吉也是“寓居東方，往來吳會，普施符水，救人萬病”，玩同樣的把戲。
這種邪教現象，所以能夠在底層社會獲得生存的基礎，因為中國的封建制度下靠天吃飯的小農經濟，所造成的普遍貧窮現象。貧窮，則落後，則愚昧，而落後，愚昧，則是邪教迷信得以滋生的最佳土壤。尤其在不可抵抗、無法預防的天災人禍面前，深感命運之叵測，得失之難料，生死之未卜，存活之匪易，以及對於大自然的無能，對於統治者的無奈。因此，文化程度相對低下，文明薰陶相對缺失的普通民眾，是最容易接受邪教迷信的影響，來填補精神上的無可依傍的心理空間。
越是無知，越是盲目，越是頭腦簡單，越是容易受騙上當，也越能成為邪教最堅定的信徒，這也是我們這些年裡所看到的各類神棍鬧劇中，那些醜惡表演的原因。包括海峽對岸那些“###”神棍的得其所哉，其中也不乏這種邪教蠱惑成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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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人者昌
袁紹在曹操眼中，曾經是龐然大物，不得不買他的賬。一、“四世三公”的家族背景；二、冀青幽並的地盤實力；三、折節下士的優雅名聲；四、登高一呼的領袖精神，使得曹操不得不買他的賬，因為他手下的謀士太多了。早年，他倆因為反對董卓專政，同起造反，還算志同道合，稍有情誼；後來，各霸一方，袁實力強於曹，約五與一之比，袁要把曹吃掉，曹要不被袁吃掉，還要想法倒轉頭來吃掉袁，便是他倆連做夢都放不下的事情了。
陳壽《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裡有這樣一段記載：“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袁紹草包之處，迷信實力，有槍就是草頭王，他認為只要擁有地盤和兵馬，他就是大哥大。但曹操看透了他：“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曹操還有一句沒有說出來的話，我實力雖不如他，但我懂得如何任用智力，如何以道御之，結果，曹操在官渡之戰中，贏了。所以，那些重物質，輕精神，或太相信自己的權勢財富，卻不大在乎提高文化水平，重視思想品質，加強政治素養的領導者，倒是應該汲取一下曹袁決戰的歷史教訓。
韓愈說過：“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識人才能得人，得人而不識人，有人也等於無人。“建安五年，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因為兒子出麻疹，作統帥的就沒有興致作戰了，簡直荒唐之極。“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這樣用人的袁紹，豈有不敗之理。
而曹操在《遺荀攸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