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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火，卻是要燒掉房屋燒死人的，所以誰厲害，就拍誰的馬屁，就對誰磕頭如搗蒜，就對誰山呼萬歲。於是，那些反文明的凶神惡煞，耍起野蠻來，也學這一條，當火神爺。一個燒字，統統化為灰燼。這大概是普羅米修斯，或者燧人氏絕想不到的負面作用，他們二位盜來或取來的火，竟還有這樣可怕的功能。
秦始皇焚書，用火；項羽焦土阿房，用火；而漢末的董卓毀滅洛陽這個城市時，也用火。同樣是放火，文化層次愈低，野蠻本性愈甚者，也燒得愈無選擇，悉皆付之一炬。秦始皇焚書，至少他還有一份理智，醫學農林的書他還是不燒的。項羽把阿房宮燒得瓦礫不存，但長安都城無恙。而董卓焚洛陽，就是要從地圖上消滅這個城市了。他最野蠻，所以他最兇惡，不加區別，一律燒光。
史稱：董卓“豺狼也”，是個殺人成性，無惡不作的軍閥，他的兵士部曲，也多以仇視中原的西涼羌胡充任，上下交徵惡，這才把洛陽燒得如此徹底的。所以，野蠻的精神基礎，是建築在整體愚昧上，正因為這種愚昧，才對文化、文明、知識、科學的產生憎恨恐懼之心。再加上專制嚴酷的高壓統治，和物質生活的貧窮匱乏，社會的封閉與不開化，以及思想禁錮，和神人雙重迷信的泛濫，野蠻越出理智的常軌，必釀成可怕的具有毀滅性的歷史大倒退。
而作為這股野蠻力量的前鋒人物，幾乎無一不是充滿報復狂的不可理喻的心理變態者。燒殺搶掠，就成他們宣洩的手段，董卓迫不及待地進軍洛陽，來了就搶，搶完了殺，殺完了燒。關中連綿數百里，兩漢經營數百年，全被董卓這樣一個瘋子毀了。
因此，火雖然給人類帶來福祉，但也會帶來嚴重的災難，這大概也是中國人敬畏火神菩薩的一個重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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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文三國（1）
舊時的京劇舞臺上，著名的老生，言菊朋老闆有一出膾炙人口的戲，叫做《讓徐州》。看過他戲的人，如今大概不是很多了。但由於當時有一家叫“百代”的公司，做過這張唱片，造福後代戲迷，所以現在還能夠聽到。
這是言派的拿手戲，他把那個徐州刺史陶恭祖，演得溫文儒雅，慕賢若渴。他創造的唱腔，字正句清，精緻細膩，婉轉曲折，迴腸蕩氣，真有一唱三疊，餘音繞樑之感。三十年代，言老闆在上海天蟾舞臺唱這出戏，很叫座的，稱得上風靡一時，觀者若鶩。
看京戲，並不在戲，遂有“聽戲”一說。因為舊時戲園子裡，賣瓜子糖食的，提水壺沏茶的，送熱手巾把的，川流不息，像走馬燈似的。即使非常有名的角兒，臺下照例這樣鬧鬧哄哄的。想認認真真看戲，實在有些困難。真想聽戲的人，索性在樓上後座一靠，閉上眼睛品味。這大概也是中國人的一種很了不起的，說歸說，做歸做，你歸你，我歸我，正面是一回事，反面又是一回事的習性。
名曰看戲，實際卻在那裡談價錢，做生意，拉交情，套近乎。名曰喝茶，踱進茶館，意不在茶者多，而是聽彈詞，扯閒淡，吃點心，看堂客。名曰開會，手捧茶杯，個個落座，上面發言，下面看報紙，打瞌睡，織毛衣，練氣功者，各幹各的。名曰義演，貢獻之餘，也無妨其拉贊助，要回扣，索酬金，討高價，為了腰包奮鬥。所以，《讓徐州》的這個“讓”字，不過是劉備為謀立足之地，表現得斯文一點的奪取罷了。
這出戏，劇情很簡單，徐州刺史陶謙老了，本來應該把刺史牌印傳給自己兒子，但陶謙高風亮節，舉賢薦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要讓位於解了徐州之圍，如今屯兵在小沛的劉備。這樣子虔誠地讓出自己的交椅，差點都要跪下來央求劉備接受這份官職，在中國歷史上實在罕見，所以就編成了戲文，絃歌不絕，一直唱到了現在。劉備也是難得的謙虛，別人打破頭，削尖腦袋，就為了做官，可他，說什麼也不肯接這個印。於是抱病的陶恭祖，在天蟾舞臺上就是那位言菊朋老闆了，一口一聲，皇叔啊皇叔，懇求他走馬上任。這時，有一大段四字句的唱詞，聲聲緊催，字字動情，總能激起臺下觀眾一片叫好喝彩之聲。
《三國演義》第十二回，寫的就是這段故事，當然，並不符合歷史真實。陶謙根本沒讓，但他兩眼一閉，劉備撿了個便宜，倒是真的。目的達到，話就可以儘量說得動聽了。於是這兩位成了“溫良恭儉讓”的典範。
歷史上並沒有讓徐州這一說，完全是民間文學一廂情願的創造。
雖然糜竺傳達過一句陶謙病篤時的話：“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而這位先生此時已完全站在劉備一邊，而且很快就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