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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後，一切果然這樣發生了。西方，特別是美國，消滅蘇維埃國家的目標果然完全實現了。不過，我當然絕不會以為，這樣一個大國的悲劇性解體能夠僅僅發生在外部因素的影響之下。如果內部沒有一個實際上完全奉行蘇聯的敵人所樹立的目標的“第五縱隊”，而只靠外部力量，誰也不能把我們國家怎麼樣。這隻要回想一下俄羅斯千百年來的歷史，包括衛國戰爭那悲慘的時光和最後的勝利結局，就可以一目瞭然。
世界上最好的老師就是生活本身。生活告訴我們，所謂的民主變革實際上給我們帶來了什麼，特別是在千百萬人民的社會經濟地位方面。毫不奇怪，許多人都在越來越經常地問自己：難道真的需要這場改革嗎？難道它真的是歷史的必需和必然嗎？而且，許多人很自然地懷著一種尊敬的心情回想起蘇聯時代——日子過得雖不富裕，但勞動、休息、教育、醫療服務、必要的社會福利等方面都能得到可靠的保障。
歷史不過是時代的“人質”（2）
人們終於明白，原來第一撥“民主派”是厚顏無恥地欺騙了他們。那些傢伙曾許諾很快就會過上天堂般的日子，而這些玫瑰色的甜言蜜語現已猶如朝霧般消散。還有一些人，他們在人民中只佔很小一部分，現在要什麼有什麼，而且全是過去連想都不敢想的東西。不過這些東西實際上是直接從絕大多數人手裡搶過來的。所以，許多人對“改革”的態度絕對是負面的。這是一個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它的悲慘之處更在於，從根本上來說，它是一種內心深處的迷失，而大眾傳媒卻用盡了渾身解數來支援這種迷失。
問題在於，在許多人的眼裡，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也好，蓋達爾—丘拜斯—葉利欽的“激進改革”也好，它們都匯入了同一的過程，儘管就目的、社會經濟內容和政治推動力而言，它們其實是相互對立的東西。他們之間的共同點只有一條，那就是“改革”的失敗和垮臺創造了消滅蘇聯和改變蘇聯社會政治制度的有利條件。
任何一個社會制度，如果能全面發展，經常不斷地回應時代的新要求，那它就是一個足夠穩定的制度。停滯是制度老化、制度毀滅的前兆。所以，蘇聯社會根據新時代的要求進行改革，就成為歷史的需要和必然。它無疑應該早在幾十年之前就開始，如果當時就去完成這樣一個複雜的過程，無論是經濟條件、社會條件還是其他條件，顯然都要有利得多。但正如大家所瞭解的那樣，這一過程直到1985年才到來，而它的道路上鋪滿的已經不是玫瑰，而是荊棘。我想細述的正是這個問題，即關於“改革”和“改革者”的悲劇，關於我國人民的大悲劇——當時，我身處這些事件的旋渦之中。
經濟：“照著俄羅斯老媽的屁股踹了一
應當承認，我國在著手改革時，它的領導並沒有以應有的方式深入評估進行改革應採取哪些相互聯絡的必要步驟，以及由此產生的長期後果。我想，說來也真是遺憾，那些指責20世紀80年代改革行動缺乏明確綱領的人是正確的。當然，他們沒有考慮必須採取某種決定的具體政治環境，但這一點並不能否定，他們的指責在本質上是正確的。不過以我的觀點來看，當時有一點倒是現實的，也是正確的，那就是決定改革從經濟開始。其實，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初衷也是要對國家經濟做一番改革。
硬性計劃經濟體制是上世紀30年代建立的，它順利完成了工業化任務，並對戰勝希特勒德國起到保證作用，使得在難以想象的短時期內恢復國民經濟成為可能，而在“冷戰”年代，則建立了同西方的軍事均勢。但生活不會在原地踏步不前，逐漸開始有所感覺：蘇聯的國民經濟還無法完全滿足居民日益增長的社會經濟需求，也無法解決國家發展所提出的一系列至為重要的任務。
這就需要找到國民經濟執行的更為有效的手段。上世紀60年代中期，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就搞過一次經濟改革。但他並未觸及社會主義體制的基礎，僅僅是把一定的自由下放給企業。當時我是烏拉爾機械廠的總工程師，後來又當上了總經理，我們當時曾感到非常滿意。
總的來說，改革促使第八個五年計劃（1966—1970）達到了最高的經濟指標。遺憾的是1968年捷克事件之後，柯西金的改革逐漸自生自滅。後來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雖也曾在一定程度上試圖對改革加以恢復和完善，卻沒有取得任何實際成績。
到了1983年，新任總書記安德羅波夫公開下達任務，要大家把現在究竟生活在什麼社會的問題弄個明白。這是個十分嚴肅的問題：必須重新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