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蘇聯解體:大國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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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已有制度的本質，它在人類歷史上所處的地位。與此同時，安德羅波夫又委託政治局委員戈爾巴喬夫、政治局候補委員多爾吉赫、中央委員會經濟工作書記雷日科夫深入研究經濟領域出現的局勢，並就經濟改革提出建議。在兩年時間內，我們就這一問題開展的工作吸引了大批學者、專家、生產一線的工作者，併成為1985年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4月全會上作報告的基礎。再以後，在整個80年代後半期，蘇聯政府始終緊張地進行著制訂經濟改革具體途徑和方法的工作。

為了讓經濟取得“喘息”機會，需要解決一系列原則性問題。如果對問題的根本加以審視就會發現，首先需要克服的是人與生產手段和勞動成果越來越明顯的相離異的現象。由此產生了勞動者對勞動負責、提高勞動效率和質量的動因明顯不足。於是又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所有制及其發展前景的問題。正如所知，我國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國有，是全民所有。而且，集體農莊合作社所有制也逐漸具有了國有的特徵。考慮到學者們的意見和國外經驗，我們認為，在國家手中保持50％—60％的所有權比較合理——這主要是指在國民經濟的基礎部門以及國防工業部門的企業。其餘的50％—40％可以是股份制形式或者個體形式，但不包括土地。宅旁地、別墅用地和菜園果園用地可以除外。在制訂方案時，我們特別注意所謂“民營企業”物件，但其所有者只應是集體。

與這種觀點相對立的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以及以雅科夫列夫為首的一群政治家們的觀點，他們一心為私有制唱讚歌，堅持認為只有私有制才能自然而然地解決國家的所有社會經濟問題。

要想逐步過渡到由國家進行必要調節、以社會為指向的市場經濟，過渡綱領的制定者面前還存在著不少複雜的問題：要為我國實現深刻的、內容極其廣泛的科技革命創造一切必要條件，要改革價格形成的體制，要改變生產資料生產和生活用品生產的比例關係，擴大生活用品的生產等等。

總之，在回應時代呼喚的同時，蘇聯政府從現實的社會經濟狀況出發，於1989年制訂了一個方案，把採取有力措施深化改革同在各個管理層面上審慎行動結合起來。我們在走向市場的同時首先力圖穩定社會經濟局勢，然後再向前進，走向一個更加發達的商品—貨幣體系。

經濟：“照著俄羅斯老媽的屁股踹了一

有的人號召我們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立刻全面投入市場經濟的旋渦，並且舉歷史為例說，歐洲和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實際實行的也是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但他們卻一往無前地勇敢地投入了市場經濟。這倒是不錯。不過他們具有長期搞市場經濟的經驗，只是由於戰爭，才在一定程度上中斷了五六年而已。他們即使投身進去也不會被淹沒。此外，我還要說，他們在戰後根本就沒有排斥國家計劃因素，而且現在也不排斥，而我們那些剛剛冒出頭來的主張市場經濟的救世主們——實際上也就是目前我國經濟的瞎眼指路人——卻一聽計劃經濟就躲得遠遠的，就像躲瘟疫似的。

我們的關於過渡到由國家進行必要調節、以社會為指向的市場經濟，把居民承受的困難降到最低的建議，遭到了自由派經濟學家、政治活動家和其他社會活動家的堅決反對。他們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徹底摧毀當時存在的經濟制度。他們同當時相當一部分幹部一道，十分順利地達到了目的。在這群虛偽的傢伙身上，有一個細節很說明問題：當時他們沒有一個人提到過，“自由主義的改革”將把最嚴重的考驗壓到百姓的頭上。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當他們看到這種改革已不可逆轉時，他們這才公開地大聲宣揚，說他們再清楚不過，要是照他們的指令碼演下去，會對大多數人民和國家帶來什麼後果。

隨著時間的推移，激進經濟改革派行動的荒謬性和破壞性已經暴露無遺。在他們——用自由派一個頭頭的話來說——“照著俄羅斯老媽的屁股踹了一腳”之後，人民覺醒了。到了今天，所謂的“500天計劃”就很難贏得掌聲和歡呼了。

但這個計劃的制訂者亞夫林斯基、布林布利斯、費奧多羅夫、扎多爾諾夫等人還是會記得的。他們記得，但他們在想辦法讓人民忘記。亞夫林斯基在蘇聯解體後甚至成立了一個黨，叫“亞布盧”黨。他連續十年宣揚自己的思想，可是卻從來沒有敢提自己的這個產兒——500天。人們終於咬開了這個蘋果，原來裡頭長了蛆！現在，蓋達爾這個經濟激進主義的跟屁蟲及其同夥居然還有臉在他的研究所裡教導我們如何生活。

這些人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