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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悲憫自己的理念不為世所容，看著酒壺也憋氣說：“觚不觚，觚哉！觚哉！”權貴出獵，獲麟而回，孔子物傷其類，遂投筆停作《春秋》。這些都反映了連孔聖人尚有以物喜、以己悲的例項。
范仲淹的標準，孔子達不到，滕宗諒當然更達不到，只有虛擬世界中的“古仁人”才能達到。這裡是給滕設計了一個學習目標，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也足夠了。人治的時代，態度決定一切。
範大人顧洞庭而言他（3）
勸慰的話說得過重，按人情的規則，這等於是攤牌：聽我的勸，我們一起玩；不聽勸，算了，將來你出了什麼事不要來找我。
“噫，微斯人，吾誰與歸？”這裡的“噫”字用得很藝術。須知，“悲夫”，引出的意思是不奢望被理解，我自己獨自抓狂好了；“噫”，則表達了希望得到理解，又預感自己將是孤獨的預言者卡桑德拉；而“嗚呼”，又含有知道世人一定能被自己感化，所以接下來要灑一點狗血的意思。
而且，這樣的話還有個功能：給隔牆的耳朵聽。
文意順水推舟，下面第三層利害，馬上就是跟朝野表明自己的心志。
再看看“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這句其實接近於反話。實際上，通常的標準是，居廟堂之高應該為君分憂、心繫天下，處江湖之遠則應該為民父母、造福一方，不這樣做，便是上下混淆，不識大體。但范仲淹為何這麼說呢？因為他跟滕宗諒一樣，都是文中提到的“遷客”（“騷人”只是陪綁的）。他們的身份特殊，所以行事標準也就特殊。
范仲淹把這些提煉成了一句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這個，其實是老範很多年的口頭禪。
普通人要按照這一點要求自己，恐怕將要累死。但老範嚴正提出，並寫在岳陽樓上，由天下人去品評，這是政治表態：一個給朝廷的不卑不亢的政治表態。不在其位，卻謀其政，這是“先天下之憂而憂”；但我不是為了一己之樂，而是為了天下人的大樂。
有了這句話，全篇的意思得到了昇華，朝廷裡那些咬人的言官也張不開嘴了。範本人作為慶曆黨人的“首惡”，已經很難翻身，但是富弼、韓琦，或者還有受瓜葛的歐陽修，他們因此保留了翻身的機會。後來，這些人也真地翻身，紛紛得到了重新起用。
歐陽修的《醉翁亭記》，跟《岳陽樓記》寫於同一年（慶曆六年），其中的意思，比范仲淹要軟化得多。“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歐陽修明明被貶，卻如沐春風，樂在其中，其唾面自乾的姿態，在朝廷眼中，當然是改造得最好。
後來，蘇東坡遭遇烏臺詩案，受到迫害，寫《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說：“我欲乘風歸去，唯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皇上看了，心下寬慰：看來這個蘇軾還是“憂其君”的。這是基本被改造好了。
再後來，辛棄疾失勢蝸居，寫《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說：“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皇帝看了怫然不悅。這是完全沒有被改造好的老頑固。
遷客的文章，在這個角度上，可以做一個類比。
讀古人文章，切忌斷章取義，生吞活剝，否則難免不得要領，甚至理解到岔路上去，反而辜負了古人當時經營文字的本意了。
再補充一個細節，范仲淹的文章寫成後，題寫在岳陽樓上時，並不是用他的字，寫字的人是那個“漢書下酒”的蘇舜欽。蘇舜欽也是慶曆新政的同情者，他當時也是遷客的身份，被一擼到底後，泛舟五湖。
他犯的什麼事呢？此君把賣公家辦公室廢紙的錢，會幾個同事吃了頓飯，席間還聽了幾支小曲，結果遭到彈劾。有名的“滄浪亭”，正是他在蘇州做寓公時置辦的房產。
滕子京建樓，范仲淹作文，蘇舜欽題寫，岳陽樓真可謂失意陣線聯盟的結晶。
慶曆新政的含金量
慶曆新政，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環境，施行的一場正確的改革。
范仲淹的方略全對，但是他忘了，仁宗皇帝是一個反覆無常的投機者，見硬即回。
而士人階層呢？金庸先生曾說，宋朝是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是他們最受尊重的時代。結束五代亂局，建立宋朝的趙匡胤認為，文人與武夫相比，光說不練，畢竟還是安全一些的，所謂“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且與五代時武將手裡有點兵馬就想當皇帝相比，文人還是比較講理的。所以，他給繼承者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