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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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48年）發生過部分匈奴降人逃走和王莽篡位之後匈奴復入塞寇盜滋擾外，其餘內附人員，均安定地生活在漢朝統治之下，成為中國多民族國家和社會的一部分。

東漢政府基本沿用這一政策，給予南來歸漢的單于以侯王之上的禮遇，並頒給黃金質綬璽，賜予大量衣物絲絹、車馬兵器、各種用具及穀米牛羊。以後每當南匈奴發生經濟困難，政府都給予接濟，從而穩定了南匈奴的民心和政局。據史載，東漢政府每年用於支助匈奴的費用高達一億九十餘萬錢［16］。足見漢朝對外政策的基本特點是尋求統一與和平，而不是侵略和掠奪。這一點與同時代的羅馬的對外戰爭有明顯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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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節：第3章兩漢時期的西域社會與中西交通（4）

漢朝與匈奴的和平交往，對漢朝來說，也吸取了營養。《鹽鐵論·力耕》指出：“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可見匈奴人民生產的產品，如牛、馬、毛皮等，深為中原人民所喜愛。漢族地區還從匈奴人的草原文化中學習了許多優秀傳統。據考證，地方遊牧族的民歌、音樂和繪畫十分優美生動［17］，而且對中原文化產生了影響。漢族地區與西域各民族城郭的文化交流，內容就更加豐富多彩。

總起來說，漢匈關係的結果無非是兩個：一個是北匈奴頑固堅持與漢朝對立的態度和奴役西域眾多弱小部族國家的立場，最終被漢軍聯合其他民族將其徹底擊潰，使之西遁遠徙；二是南匈奴順應歷史進步的潮流，歸附漢朝，以致得以改變自身落後的生產、生活形態，逐步改為農業定居，並與漢族或其他民族漸漸融合，走上共同進步、發展的道路。

不論是上述哪一種結果，都對漢代中西交通的發展起到了促進的作用。

作為第一種結果，漢朝軍隊逐擊匈奴，長驅西進，這本身就是開闢了通向西方的安全道路。漢朝取締了匈奴在西域設立的奴隸制度政權僮僕都尉，建立聲振西域的西域都護府，這是西域在整體上併入漢朝中央統治的標誌，也是中西交往南北道路完全開通的政治保障。

作為第二種結果，歸附漢朝的南匈奴，對於中西交通的貢獻最大。匈奴人民與西方其他民族經商交通的傳統和經驗，給漢代中西交往增添了新的內容。他們以前與古代伊朗民族、北方塞種、西徐亞部族甚至南俄草原至北歐一帶的薩爾馬西亞（Sarmathia）種族之間的關係，則直接轉變為中國與西方接觸和交往的一個組成部分。

列寧指出：“歷史上常常有這樣的戰爭，它們雖像一切戰爭一樣不可避免地帶來種種慘禍、暴行、災難和痛苦，但是它們仍然是進步的戰爭，也就是說它們有利於人類的發展。”［18］情況正是如此，隨著漢代社會交往的擴大和疆域的不斷西延，引起了漢朝與匈奴的長年戰爭，使西漢國家經濟受到較大的不利影響，這是顯然的；也應該看到，戰爭總是經濟建設的反動力量。但從整個歷史發展長河來觀察，西漢政府對匈奴的戰爭是歷史的必然，其結果也是有明顯進步意義的。

漢代對外開放的強大歷史潮流，中西交通龐大系統的建立和發展，是由中外各族人民、各個國家共同努力的結果，是多種力量和社會因素匯聚之後的必然歸宿。而匈奴對漢朝的入侵、敗退，以及它的歸順、漢化，正是這樣的一種因素。

（二）月氏

據王國維考證，月氏即《逸周書》之禺氏［19］。據《史記》、《漢書》載，其故地在“敦煌祁連間”。當時匈奴未壯大，月氏與之相鄰共存，風俗習性亦大致相同。楚漢戰期，匈奴乘隙發展，稱雄西北，冒頓單于自立後，遣右賢王領兵“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年後，老上單于（公元前174年~前161年在位）再攻之，殺其王，迫其背井離鄉，遠徙他地［20］。所遷地點，史無詳載。多以為在伊犁河域。此說有一定道理，考證的文獻亦較多［21］。茲僅作兩點補充：（一）這一帶曾為塞種部落散居，這些統稱為西徐亞人的草原遊牧部族，曾佔據蒙古高原之西部［22］，或天山以北，阿爾泰山到巴爾喀什湖以東廣大地區［23］，故中國史籍有月氏“西擊塞王”之說。（二）月氏不大可能遷至匈奴以北，即阿爾泰山東盡地方去。因為遷徙月氏已非當年之河西大族，而是被匈奴“夷滅斬降”的殘餘之部，他們不可能冒險穿越匈奴本土北上，遷到嚴寒荒蕪的阿爾泰山區去。而唯一合理的途徑，便是張騫尋蹤而去的天山南麓道。

當張騫被滯留匈奴王庭期間，月氏再次西遷。原因是烏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