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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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所謂“和親”一項，每年對匈奴單于進妃納貢，不僅經濟損失嚴重，而且更貶低了皇室的尊嚴，傷害了漢族人民的感情。《漢書·匈奴傳》中有劉徹在討匈奴之詔書裡的一段感慨：“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後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漢匈之間長期以來表現出的極不調和的畫面，已經到了非重新安排不可的地步。

公元前133年，武帝揭開了反擊匈奴的戰爭序幕。漢朝的社會體系終於以這種劇烈的形式開始了不可遏止的對外開拓。經過多次大規模的戰爭，花費了六七十年的時間，漢朝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才使“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理”［9］，基本上解除了對漢朝北疆的威脅，而匈奴各部除歸屬漢朝外，其餘也都走上衰亡的末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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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節：第3章兩漢時期的西域社會與中西交通（3）

漢匈戰爭的得失，曾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鹽鐵論》中詳細記載了當時縉紳之儒與介冑之士激烈辯論的情況。但事實證明，漢朝抗擊匈奴的鬥爭及取得最後勝利，有許多積極意義。根據史學界一般評論和研究，認為主要在於以下幾點：（一）翦除了朝廷的心腹大患；（二）維護了民族、國家的尊嚴，保障了人民生產、生活的安全；（三）有利於封建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10］。這些都是十分正確的。但還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加以補充。

第一，它反映了漢代社會系統的開放性。

以劉徹為代表的漢朝政府為了制服匈奴，投入了主要的軍事力量，擊敗匈奴主力，使之潰退遠逃。同時又仍以招納歸降、安撫匈奴的積極的和親政策，將廣大匈奴人民及其賴以生息的故土原野統歸於政府的管轄之下，並且往往為了使這些歸降之民能夠恢復正常的生產和生活，常常配給大量物資裝備［11］，以鞏固和平友好的局面。這顯然不是單純為了戰爭和復前世之仇，而是為了整個社會的完整、統一和進步。

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主征伐的介冑之士，還是主和親的縉紳之儒，都不反對將匈奴歸入中華帝國的大一統，他們的分歧只在於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而這兩種方法，均有片面的地方。實際上漢政府與匈奴的關係，是既征伐又和親的，或曰征伐在先，和親在後；以征伐克之，以和親安之，最終還是期望匈奴“通關梁，交有無，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內附，往來長城之下”［12］，從而“王者中立而聽乎天下，德施方外，絕國殊俗，臻於闕庭，凰皇在列樹，麒麟在郊藪，群生庶物，莫不被澤。非足行而仁辦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誠也”［13］。

漢朝政府不僅在對匈奴的政策上體現了社會的開放性，而且以長遠的政治目光，注意到漢朝進一步對西方的開拓，並運用政治和外交手段，乘追擊匈奴之勢，以發展商業貿易之利，大張漢朝國威，使西域大小三十六國，隨即全部依附漢朝，中央政權的統治進而遠達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南北。

張騫出使西域，本來也是征服匈奴戰略的一個環節。但他的三通西域之後受到皇帝的嘉獎和人民的讚譽，不是由於他在反擊匈奴的軍事行動上有多大功績，而是在他無愧於中西交往先行者的稱號［14］。當然，交通西域在漢代已成為歷史的必然，即使沒有張騫其人，他的事蹟也會由別人來實現。

第二，它體現了先進生產力和較高文化對相對落後的社會形態的進步產生的積極影響。

武帝制服匈奴，追奔逐北。同時，對長期依附匈奴的西域三十六國（漢匈戰爭之際又分裂為五十五國）也區別情況予以處理。遠在北方草原地區的丁令、烏桓等國，也響應漢軍西征，毅然奮起脫離匈奴控制，歸附漢朝統治。公元前60年，匈奴設定的維持其奴隸制度統治的僮僕都尉退出了歷史舞臺，繼之而起的，是代表漢朝中央集權統治的西域都護的設立。

北匈奴西遁，南匈奴歸漢，這種分裂本身，就反映了一種社會體系在對外開拓中的基本特點，即對落後部族又排斥，又包容。排其積弊，包其所長。對於內附的匈奴人民，漢朝大都給予優待。武帝時，“渾邪王率數萬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三萬輛迎之……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臧以澹之”［15］。公元前51年，呼韓邪單于入朝稱臣，用之守衛受降城，並給予大量金錢、絲帛、糧食、牲畜和用品。此後漢匈相安四五十年，其間單于不斷到中國朝獻，遣子入侍。正因如此，終西漢之世，除了宣帝末年（公元前49年）、元帝初年（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