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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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匈奴的支援下，藉口復舊日月氏之仇，舉族西擊月氏，使其不得不離開伊犁河谷，尋找新的居地。他們向西南方向前進，經大宛、康居，進入錫爾河、阿姆河之間地區。

這裡有必要說明以下幾個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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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節：第3章兩漢時期的西域社會與中西交通（5）

1。當月氏第一次遷至伊犁河谷時，西擊塞王。塞種部落一部分向阿姆河流域的希臘巴克特里亞地區轉移。這時巴克特里亞的希臘人王朝已進入衰弱階段，它不斷地受到來自西方帕西亞帝國的侵擾，被後者奪去瑪爾吉亞那及其他地區［24］，又受到南部北印度希臘統治者德米特里亞斯（Demitrius）的征伐；但它的統治者卻仍不得不盡全力去應付更嚴重的北方危機——伊犁河地區塞種遷徙的壓迫［25］。這一形勢，成為不久後巴克特里亞王國崩潰和月氏進一步南下的歷史前奏。

2。月氏在伊犁河地區的幾十年中，自身社會狀況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原因是，它西遷時人數不多，固有傳統文化的力量不強，加上遷徙後地理環境變化較大，不能不給它保持原來的社會特徵造成極大阻礙。因此，月氏在這段期間，除了休養生息、恢復元氣外，還與當地的塞種餘部傳統文化、受希臘化統治影響的中亞地區文化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交往。雖然月氏與塞王發生了戰爭，但須知“戰爭本身就是一種經常的交往形式”［26］；而且，這裡發生的戰爭和征服，實際上不是新舊的簡單取代，也不像漢匈關係那樣是較高文明對較低文明的影響和吸收，這裡發生的是“一種相互作用，產生一種新的、綜合的生產方式”［27］。因為從月氏以在阿姆河以南建立的新帝國——貴霜帝國來看，它帶有明顯的伊朗…希臘文化色彩和中亞遊牧族重商的社會特點。換言之，它很快地適應了中亞地區的社會環境和歷史傳統，與希臘的、北印度的、帕西亞的、北方草原的遊牧族的文化，發生了血緣式的結合。而伊犁河谷時代的月氏，正處在它歷史上文化交替的第一個重要階段。

3。月氏的第二次遷徙，直接原因是烏孫復仇式的打擊［28］。這時，已經與中亞土著融合的月氏，與匈奴化的烏孫［29］社會風俗早已大相徑庭，加之月氏難以抵制匈奴的軍事壓力，遂沿以前被它排擠出去的塞種部落南下之路線，進入巴克特里亞。在這裡，月氏五大翖侯部落的希臘化特點得到進一步加強。同時，受到月氏威脅的其他中亞遊牧部族，則不得不離開阿姆河（OxusR。）以南之地，“向更西方和西南前進，而和帕西安帝國發生接觸”［30］。這次起因於月氏翖侯部落擴張的塞種人的移民浪潮，使得帕西亞帝國正在敘利亞（Syria）前線大獲勝利的弗雷茨（Phraates）二世，“無意再乘勝作戰，而是急忙班師，以保衛正遭到來自東北方的牧族威脅的國家”［31］。

關於月氏部族西遷的具體情況，如時間、路線、人數、經歷等，學術界爭議很多，一時難下結論，但我們可從宏觀著眼，考察月氏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

月氏故居河西時，除與匈奴交惡以外，基本上未曾與中原漢族有過正面的接觸。但是，這個民族的由東而西的多次遷移，及其在中亞地區的地位與活動，在中國經營西域交通的過程中，卻起到了一系列重要的促進作用［32］。

首先，月氏與中國有歷史的聯絡。它起源於河西，是中國西北地區的古老民族，而且“與匈奴同俗”，有控弦之士一二十萬。按匈奴之俗，為五口出一卒，則月氏總人口應在50萬以上，堪稱大族。史籍中雖未明確記載它與中原有直接關係，但其故地距中原漢族不遠，民間互有影響和交往，當無疑問。即使在月氏西遷至伊犁河畔時，或者在此幾十年後再徙至阿姆河流域，他們受中亞文化的巨大影響，社會狀況有了很重要的變化，但畢竟不可能在幾代人的百餘年間就將自己在河西故地的歷史傳統拋棄淨盡。月氏好似中國社會系統運動中丟擲去的一塊碎片，並未脫離這個系統的引力，而是一直在中國社會的影響之下生存發展的，特別是張騫出使西域之後，月氏已成了中西交通路線上的一個重要中間站，它與諸西部民族密切交往，也向中國政府納貢。

其二，月氏與匈奴為鄰時，雙方是敵對關係。冒頓單于伐月氏，“盡斬殺降下之”，虜其民眾入匈奴。武帝遣張騫西聯月氏，雖是受到匈奴降人的啟發，但這“降人”，是否即當初“月氏降人”，也未可知。但不論怎樣，漢朝為了制約匈奴，聯絡的第一個外族就是月氏，這次外交活動，使中原與中亞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