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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暗色的灰泥牆，暗色的舊椅，緩緩旋轉的吊扇，這些無不給人一種壓抑的感覺。惟一能帶來生氣的是窗外的景色——從開啟的窗子中可以看見綠色的棕櫚和藍天映襯下遠處的青山，還有射進來的明媚陽光，當然還會傳進來不同的交通噪音，同時帶進來很多嗡嗡作響的蚊子。
在審判的全過程中，富裕的白人婦女們佔據了總共七十五個公眾席位的大部分，畢竟，這是一件極為轟動的社會要聞。雖然泰拉和伊莎貝爾不在她們其中，可是她倆絕不乏精神上的代言人。每天清晨，當四名被告魚貫而入，坐在律師席後的座位上的時候，觀眾席上就會傳出充滿憐憫的悲嘆聲。每一次聽到戲劇性的——在我看來是通俗鬧劇式的——證詞時，她們就像事先安排過似地同聲流淚，同聲嘆息，同聲屏息。她們這一做法從未引起過戴維斯法官的不滿，他是一個戴著眼鏡，中等體態，有無限耐心的新英格蘭人。
不過，她們的表現總會招致原告律師約翰·卡雷的怒目而視，有時他乾脆出言加以制止。卡雷有著寬闊的肩膀，面色十分紅潤，光禿禿的頭上只剩下了一圈修士式的紅髮。
卡雷看上去比達倫要年輕很多，只有四十歲左右。而且，當他與不斷想法激怒他的被告律師針鋒相對地相鬥時，他就更不像是已經年過四十的人了。不僅如此，身著便裝不過仍氣宇軒昂的斯特林將軍每天率領的海軍代表團也並未使他顯得有絲毫氣餒。
在我的眼裡，卡雷自信，幾乎是自負，白色的熱帶裝束更使他顯得乾淨凌厲。他那雙睿敏的藍眼睛總是緊緊地盯著陪審員們。陪審員們是清一色的男性，包括六名白人（其中有一名丹麥人和一名德國人），一名葡萄牙人，兩名中國人和三名夏威夷人。
“先生們，”卡雷的土音為他增添了幾分威嚴，“被告被指控犯有二級謀殺罪。”
說這句話的時候，卡雷只是向被告席輕輕擺了擺頭，於是，二十四隻陪審員的眼睛都齊刷刷地集中到了被告席上。背靠著記者席的欄杆，從左起依次是羅德、瓊斯、湯米和福斯特剋夫人。四個人全都直闆闆地坐著，目視著前方，對周圍的情形連看都不看一眼。福斯特剋夫人的舉止就像一名面無表情計程車兵一樣，看起來和她的女婿以及兩名同謀犯沒有任何不同。
卡雷繼續宣讀著起訴狀：“夏威夷州最高法院的大陪審團，格麗斯·福斯特克，湯米·邁西，艾迪·羅德以及阿爾伯特·瓊斯於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在火奴魯魯市中心攜帶著武器，即裝著彈藥的手槍……”
達倫就坐在福斯特剋夫人的旁邊，他仍舊是一頭亂蓬蓬的頭髮，肥胖健碩的身軀隨意地靠坐在木椅上，整個樣子一如他漫不經心打著的領結一樣隨意。他那粗大的錶鏈橫過深色西服的衣襟處，看起來就像一個暴發戶一樣。而林賽的每一個細節都修飾得一絲不苟，這個華爾街的頂尖律師安靜地坐在達倫的身旁，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我緊挨著坐在林賽的身邊，靜靜聽著卡雷的每一句話，“……非法地、殘忍地、經過事先預謀地、未經司法公正處理地……”
這時卡雷一下子轉過了身，他那像被剝了皮的椰子殼似的頭向後輕輕示意了一下。在陪審團後面的座位上，坐著一名深色面板的魁梧男人，他滿臉皺紋，臉上沒有任何表情，身上穿著白色的襯衫和深色的褲子。在他身邊坐著一名瘦削的女子，也同樣是深色的面板，她穿著白色長裙，經常掩面而泣。他們就是喬瑟夫·卡哈哈瓦的父母。
“……謀殺了喬瑟夫·卡哈哈瓦……”
這位好鬥的原告律師用了近一個小時的時間大致描述了一下全部的案情，從湯米租用藍色的伯威克車到福斯特剋夫人仿造假的傳喚令，從如何在這幢大樓前綁架喬·卡哈哈瓦到棄屍不成，再到警察不得不開槍示意他們停車為止。
他將最精采的部分——謀殺本身留在了最後。他羅列了大量生動的又令人不安的物證：血跡斑斑的衣物，有血汙的地板塊，藏在沙發下的槍，空彈殼，繩子——繩子上無可辯駁的紫線說明它屬於海軍物品，用來洗血衣的澡盆，以及因流血致死的被害人相片。
“我們能證實，”卡雷說，“屋子裡面沒有任何搏鬥的痕跡，這就說明被告不是出於自衛，要知道卡哈哈瓦是一名強壯的運動員，他足可以應付一場惡戰，可是屋子裡面卻沒有任何搏鬥過的痕跡。”
在卡雷講述的整個過程中，福斯特剋夫人始終冷漠地盯著前面，而湯米似乎在嚼著什麼東西，我起初以為他是嚼著口香糖，後來才知道他是一直在咬著自己的嘴唇。而那兩名水手看上去似乎有點煩躁，整樁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