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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現實中，一些經濟學家運用這個理論的時候，沒有仔細考慮前提條件，譬如林毅夫和樊綱先生，如果我沒有誤解他們觀點的話。
以堅持比較優勢理論而著稱的經濟學家林毅夫先生認為，在資訊產業中，技術研發和品牌行銷的附加值最高，製造的附加值最低。中國搞不起技術研發，在品牌營銷中又沒有“近水樓臺先得月”之優勢，所以只能發揮我們的“比較優勢”，坐在世界產業鏈的最底端進行製造。他同時指出，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決定於這個國家要素的結構，我們的生產要素必須要先趕上美國才行。我們為什麼不能從事技術研發呢，因為我們研發不起。他是這樣說的：“到底我們走的階段對不對？當時國內在資訊產業中，比如發展比較好的聯想受到很多批評壓力，聯想組裝，也生產一點零部件，自己基本上沒有研發。施振榮宣稱‘微笑曲線’兩邊都獲利，所以他的公司也想往兩邊研發。從研發上來看，這是一個資本投入的大風險所在。IBM一年投入達50多億美元來研發晶片，而聯想現在整個產值不過300多億人民幣，還不到50億美元，贏利就更不可觀了，在這種情況下要跟IBM競爭，怎麼能拿出50億的資金做研發呢？”
樊綱也贊同林毅夫的看法，樊綱在浙江考察時發現，襪子賣８毛錢還有利潤可賺，於是大發感慨：現在不少地方的領導一談發展戰略就是高科技，對傳統制造業沒有什麼興趣，其實這是認識上的偏差。“８毛錢的襪子並不耽誤生產導彈飛船呀！”“中國這麼多農民進城幹什麼？難道都乾電腦工程師？”他認為，傳統制造業在中國是大有可為的。樊綱說，我們現在的技術成本、資本成本，特別是體制成本都比較高，要揚長避短就必須依靠我們的勞動力成本低等優勢。
不顧實際條件地盲目發展高科技（當然，這裡不討論政府是否應該“抓經濟”），不考慮其他因素地搞研發，是認識上的偏差。但是，單純地講勞動力便宜（廉價勞動力），傳統制造業大有可為，也不見得合理。我們需要驗證一下。
假設有兩個國家：張三國與李四國。按照嚴格的測算，雙方的比較優勢是，張三國擅長生產電腦，李四國擅長生產襪子。那麼，張三國專一生產電腦，李四國專一生產襪子，然後交換，雙方各得其利，這是最好的結果。張三國不應當生產襪子，李四國也不能生產電腦；如果張三國一定要生產襪子，則是以弱搏強；相反，李四國如果要生產電腦，則也是以弱搏強。因為，“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弊相衡取其輕”。
但是，在現實世界中，這可能嗎？要知道，第一，比較優勢理論是考慮生產一方，而沒有考慮消費者和市場容量的。如果襪子市場容量一定，你一直按照比較優勢進行分工生產，市場飽和之日，也就是破產之期。第二，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是靜態的，而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的偏好是變化的，繼續按照老的定位進行分工生產，豈非等著競爭對手消滅你？第三，廠商從事生產活動，主要目的是盈利，那麼，李四國只是生產附加值低的襪子，怎麼能保障盈利？你辛苦半年生產1萬雙襪子，賣了8千元；可是，別人一分鐘就生產一臺膝上型電腦，賣8千元。你辛苦半年，只及人家1分鐘！國與國之間怎麼競爭？當然，現實世界絕對不是“兩個國家、兩種產品”這種簡單模型所能包括的，是需要附加很多現實前提條件的。
其實，學術界在幾十年前就提出了“比較利益陷阱”（且不考慮產業內貿易理論、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等的分析，我認為，要分析實踐問題，加入“其他條件”之後的比較優勢理論足夠了。詳見後文的分析），描述了這種靜態的、不考慮實際的簡單地運用比較優勢理論造成的惡果。國際貿易方面的教科書是這樣說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完全按照機會成本的大小來確定本國在國際分工中的位置，運用勞動力資源和自然資源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從而只能獲得相對較低的附加值，並且，比較優勢戰略的實施還會強化這種國際分工形式，使發展中國家長期陷入低附加值環節。由於初級產品的需求彈性小，加上初級產品的國際價格下滑，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惡化，甚至是貧困化增長現象的出現就不可避免了。可不是嘛，君不見，那些號稱“橡膠王國”、“可可王國”、“象牙海岸”、“甘蔗之國”等初級產品出口的國家，老是在國際貿易中吃虧。墨西哥、印尼等國發揮了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卻依然滯留在“南方”陣營裡。
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這並不是自由貿易的錯，更不是比較優勢理論的錯，而是這些國家沒有活學活用比較優勢理論的錯！要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