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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新制度經濟學無疑是個重大貢獻。但問題在於，五常為什麼苦思冥想3個多月而不可得，只在偶然的情況下才得出這個“二分法”？要知道，這個“二分法”已經清清楚楚地寫在科斯1960年發表的經典文章《社會成本問題》（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裡面。科斯的原文（參見《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1）最後一段是這樣寫的：“……我們必須考慮各種社會格局的執行成本（不論它是市場機制還是政府管理機制），以及轉成一種新制度的成本……這就是我所提倡的方法的改變。”
此外，五常先生的《養蠔的經驗》、《會走動的資產》等隨筆，《蜜蜂的寓言：一項經濟調查》、《露宿街頭還是有屋可住？》、《租管與重建：香港戰前物業的戰後經驗》等論文，都是在前人貢獻的基礎上寫就的。如，在五常先生之前，薛安格在華盛頓州對養蜂的調查指出，養蜂者與蘋果種植者之間的合約發展得很好，並反駁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德的理論（五常先生的論文中沒有提及這一點）。在五常先生之前，阿貝爾研究了龍蝦的產權問題（1966年）；格尼洛等學者研究了牡蠣（蠔）的產權界定問題（1975年）。在五常先生之前，施蒂格勒與弗裡德曼合作研究了租屋管制問題（1946年），他們指出，對租金的控制必然會導致房屋租賃市場的扭曲，從而實際上會造成居住空間的不當配置。
相比較而言，我非常欣賞奈特（），在其主要著作《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1921）的前言中，他這樣寫道：“There is little that is fundamentally new in this book（這本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