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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斯特恩耶魯大學歷史學學士、哈佛大學工商管理碩士。美國《評論）雜誌廣告部主任。現住紐約，已婚，有二子、一女，愛打高爾夫球。
“我大學學的是歷史，畢業後正逢經濟不振，找工作很困難，後來我在一家公關公司找到了工作。但別人老是說學歷史沒有實用。我聽厭了，就到哈佛經理學院來鍍金。
“我大學選讀歷史是為了要讓自己接受古典教育。那魯大學的文科一向負有盛名。我選讀文科不是為了我工作而是為了擴大自己的視野。
“我讀中學的時候，曾經和同學們一起去東柏林旅行，跟當地的共青團員見了面。我們表示很有興趣瞭解他們的生活。可是他們對我們是怎樣想的卻不感興趣，反而絕對有把握地告訴我們：美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大家都在街上乞討。我們原來還以為在國內聽到的那些關於東德的報道可能是宣傳，有點半信半疑。現在親自接觸到東德的青少年，他們的頭腦這麼僵化，實實叫人吃驚。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真的相信自己的話，還是受到壓力非對我們這麼說不可。總之，這件事使我認識到東德的制度有問題。我後來到那魯大學決定學歷史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受到這一次經驗的影響，因為我要研究一下蘇聯。東歐的制度究竟是怎麼回事。
“哈佛的例項教學法教我們在現實世界中怎樣處理問題，實在好極了。
記得“商業、政府與國際經濟”課期中考試時，我從歷史角度探討了考題，不料老師給了我一個“差”分。我去找他時，教授說如果是考歷史，你的回答一定得“優”，但是我們要求的是制訂行動方案，解決現實問題。我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哈佛經理學院與眾不同之處就是它鍛鍊我們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哈佛畢業後，我不想進華爾街投資銀行，也不想做管理諮詢。我在那魯的華裔同窗好友林瓔一向默默無聞，她設計了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後一舉成名，連美國總統都徵求她對一些問題的看法。我很羨慕她的影響力。我進入《新聞週刊）雜誌社工作的一個重要動機，就是希望對公眾輿論有一些影響。新聞出版業的英才主要是記者，在企業管理方面較弱。我決定在這方面發揮自己所學，擔任了《新聞週刊）廣告、發行方面的工作。
“結婚後，丈夫工作調動到荷蘭，我就辭職了，在阿姆斯特丹住了兩年。
荷蘭的社會福利很好，稅率很高，社會主義色彩很濃，一般人都是中產階級，工作欲不強。我生第一個孩子時，因荷蘭不準給產婦止痛藥，所以大受其苦。
懷第二個孩子時就決定回美國生產，也沒有再找工作。我覺得自己首先應該照顧好孩子而不是自己的事業。我丈夫當管理諮詢，收入足夠一家人的開支。
丈夫也主張家庭第一。他每個月要出差幾天，並不算多。夫婦有時分別幾天，也許對婚姻有好處。
“工作別人可以代替，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夠代替做母親的責任。讀書的時候老師常說現在男女平等，都一樣，但實際上男女並不一樣，也並不平等。
道理很簡單，懷孕的是我，失去行動自由的是我，而不是我丈夫。這是造物主給我的任務。
“有的女士認為追求事業，爬攀高位是自己天生的權利。但是一個人不可能面面俱到，至少這在我是覺得有困難的。男人的情況就不同。
“許多人總是怪父母這不好，那不好，我的童年很幸福。父母把我們三個孩子都培養得很好。我希望能把自己的孩子也培養好。把家庭放在生活的第一位是中國人的傳統，也是我們猶太人的傳統。我現在心滿意足，沒有什麼不稱心的事。
“我懷第三個孩子時，《評論》雜誌的負責人希望我出來工作。我決定出來做半職工作。《評論》不是上廁所時讀的那種雜誌，它是一本美國新保守派智囊精英的雜誌。讀者的層次較高。例如里根總統就是讀了柯爾帕特麗克在《評論》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後，決定任命她為駐聯合國大使的。參議員莫尼漢在《評論》上發表文章後也被任命為大使。克林頓總統最近讀了《評論》雜誌有關協助警察發現犯罪分子身上是否藏有槍支的新技術報導，於是要求司法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