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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國來說，一方面它們的銷售大多以美元結算，另一方面又必須用其他發達國家的貨幣支付其進口的工業品。美國雖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工業產品出口國，但其產品在世界市場上只佔1/5，剩下的4/5是其他國家提供的——德國、日本、法國、比利時等。這些國家的產品價格，按美元結算有可能會上漲。這將使原本就處於困境的初級產品生產國的貿易條件進一步惡化。有人估計，初級產品的價格至少會下降10％，這將使南非和辛巴威的金屬礦產，以及加拿大、堪薩斯和巴西的農場遭受沉重的打擊。
還有另一種最可能發生的情況——根本就沒有什麼“著陸”，不管是軟的還是硬的。要是經濟學家們的看法錯了怎麼辦？如果美國的預算赤字和貿易赤字一直持續下去（雖然可能會比近幾年低一些）怎麼辦？只要外國並不僅僅出於經濟上的考慮，願意把錢繼續投在美國——比如基於其國內的政治考慮，或是為了逃避比美元貶值更可怕的國內政治風險——那麼前述情況就可能發生。
實際上，只有這個設想是有事實依據的，而不僅僅是建立在理論的基礎上。確切地說，這種設想已經在變成現實。
1985年6月到1986年2月間，美國政府強行把美元下調了1/3（從1美元兌換250日元調整為1美元兌換180日元）——這是歷年來，世界主要貨幣最大規模的一次貶值，雖然在名義上稱之為貨幣調整。美國的債權人們一致支援這次貶值，實際上他們還主動要求美元貶值。更令人驚訝的是，他們還大幅度地增加了對美國的貸款。很顯然，國際銀行家們全都認為，債主們借給美國的錢越多，遭受的損失越多，美國的信譽就越高！
造成這種愛麗絲漫遊奇境式態度的主要原因在於，美國的最大債權國日本，寧願持有的美元遭受慘重損失，也不願造成國內的失業。沒有對美國的出口，日本的失業率可能會和西歐一樣高，也就是9％～11％，並將主要集中在重工業上。重工業是一個牽涉政治的敏感問題，而且在後來者（如韓國）的競爭之下，日本的重工業本來已變得極為脆弱。
還有一批數量更大的錢，至少幾千億美元，大多是來自拉丁美洲的“外逃資本”，它們已經以美元的形式獲得了庇護。單純的經濟刺激，比如較高的利率，是不可能把它們吸引走的。
用外部資金來維持美國的預算赤字和貿易赤字，所需資金相當之大，因此這種情況不過是一種可能性而已。然而，如果政治因素起主導作用，那麼符號經濟仍將與實體經濟脫鉤，至少在國際範圍內是如此。
不管最終產生哪種設想的結果，國際經濟都不可能回覆到“正常狀態”上。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第1章 轉變後的世界經濟（12）
符號經濟和實體經濟的分離，意味著從現在起，應當在經濟理論和商業政策中，把主要貨幣之間的匯率視為一種重要的“相對優勢”因素。
經濟理論教導我們，實體經濟的“相對優勢”因素——相對勞動成本與勞動生產率，相對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運輸成本等——決定匯率。實際上，所有的行業也都是按照這一理論制定其政策的。然而，匯率在A國和B國勞動力成本對比中日益成為決定性因素。匯率越來越成為一種重要的相對成本，而且是一種企業完全無法控制的因素。因此，任何希望進入國際經濟的公司，都必須意識到自己同時開展著兩種業務：既是一種產品的製造商（或是服務的供應商），也是一家金融企業。哪一項也不能忽視。
特別是那些向國外銷售的公司——不管是作為出口商，還是透過外國的分支機構——必須從三個方面著手，保護自己免受匯率損失：銷售收入、用於生產出口商品的流動資金以及海外投資。不管企業認為本國貨幣是升值還是貶值，都要做好這些預防措施。從國外採購的企業也應當這樣做。甚至於那些在國內市場面臨外國產品競爭的純國內企業，也應當學會預防其主要競爭對手使用外匯給自己帶來的風險。如果美國企業在美元升值期——1982～1985年期間——這樣做了的話，它們在國外市場上的地位和外匯收入中大多數損失都是可以避免的。與其說這是上帝的旨意，倒不如說是管理上的失敗。顯然，股東們和一般公眾，有充分的權利期待管理層在下一次能幹得漂亮些。
至於政府的政策，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不要聰明過了頭。利用世界經濟的模糊性、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來牟取短期利益，迴避一些不討好的政治抉擇，這些做法很誘人，但絕對行不通。實際上，它很可能會導致一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