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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實在是個非常有魅力的老師。這麼多年來，在我看過的人當中，只有舞蹈大師瑪莎·格雷厄姆可與之比擬，散發出同樣的魔力，讓學生目不轉睛。但據我所知，瑪莎·格雷厄姆除了現代舞之外，沒教過別的。吉妮亞卻是任何科目、任何程度的課程，從一年級到最高深的十三年級，都可一手包辦。我中學並不是在施瓦茲瓦爾德學校就讀的，因為這所學校只收女生，但我常往那兒跑，因為有好幾年，我無可救藥地愛上了那些女生，愛慕的物件一次還不少於三個，而且過幾個星期又愛上其他幾個，就這樣老是陷入沒有結果的單戀中。但我若聽到吉妮亞要代課的話，就把那些女孩拋到九霄雲外，偷偷地跑到吉妮亞那兒去了。
她不講笑話，不說故事，只是下令，就有本事讓三年級的學童著了迷一般練習乘法表。她說：“你可以做得更好。”或是，“你必須在7的倍數上多多加油。”她追求完美的個性深深地影響了這些8歲大的孩子。我也聽過她對18歲的學生朗誦希臘劇作家埃斯庫羅斯的作品《波斯人》（The Persians），作為準備入學考試的語文課程。吉妮亞堅持他們要逐字翻譯，因為這就是大學考試將採取的方式。下課前15分鐘則停止練習，她以平和而帶點沙啞的聲調念著歷經滄桑的薛西斯一世�和合唱隊之間最後的對話，把那種悲傷、哀涼表露無遺。突然間，課堂上的每一個人都被靜穆震懾住了，久久不能動彈。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第2章 赫姆和吉妮亞（13）
�薛西斯一世（Xerxes，約公元前519—公元前465）：波斯國王，曾*埃及叛亂，率大軍入侵希臘，洗劫雅典，在薩拉米斯大海戰中慘敗，晚年深居簡出，為宮廷的陰謀者殺害。因此，除了偶爾代課教個幾小時，吉妮亞已經慢慢淡出這個自己一手創辦的學校。她成立了一個信託委員會來管理學校（我父親一直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席，直到希特勒入侵為止），併為學校聘請專業的行政主管，自己則辭去所有的職務，根本不向學校領取分文。嚴格說來，她對辦教育的興趣不很濃厚，更別提管理學校了。她之所以興學，是因為不這麼做的話，女性將永遠被摒棄在大學的門外。一旦目標達成，她的興趣也就轉移了。
之後，她努力為各種社會活動奔走，以解決或緩和某些問題。比方說，為了幫助在前線作戰軍人的妻兒，使他們不致終日活在憂慮的陰影下，吉妮亞在1915年成立了“家庭營”。在大戰結束前，吉妮亞曾經一口氣辦了十來個家庭營。俄國戰敗投降時，還有數十萬的戰俘滯留在奧國，這些人處處可見，簡直快收容不下了。在奧地利還有許許多多中上階層的太太們，因先生上戰場，天天在等待與憂慮的煎熬中度日。於是吉妮亞不顧那些將軍的大聲斥責，把這些婦女集合起來，成立了一支義工大隊，為俄國的戰俘提供人道援助。接下來，還組成“兒童營”呢，這在歐洲可是創舉，這是為了那些父親戰死的孩童組織的公益團體。１９１７年，饑荒侵襲時，吉妮亞便辦了“合作餐廳”，每個家庭只要付一點錢，就可以到這兒享受一頓簡單但富營養的午餐。1919年，正值饑荒嚴重肆虐，維也納就有15～20個這樣的餐廳。１９２３年初，奧地利的貨幣終於穩定下來，德國卻突然遭受通貨膨脹的大難，吉妮亞的合作餐廳也就越過國界，在柏林生根。
在危機解除、大功告成後，吉妮亞結束了柏林的合作餐廳。這會兒，她的“公益活動”又轉向了，搖身一變成為小老百姓的“包青天”——沒有任何官方頭銜，也無任何酬勞，卻代表個人四處奔走，與繁文縟節以及冷酷無情的官僚體系作戰。就在這幾年當中，“檔案”開始變得重要。現在實在很難想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護照、身份證、工作許可證和駕駛執照等都不存在，沒有人需要這些東西，甚至連出生證明都沒有。突然間，一個沒有證件的人就不足以為人了，而且還得將各種檔案小心地收藏好。維也納到處都是沒有檔案的人：因為俄國大革命湧來的難民就有好幾千人，布達佩斯也有很多人往維也納跑，淪為難民；在這之後，所謂的白色“反恐怖”又產生另一批難民；還有不能回家的戰俘、沒有退伍令的返鄉士兵，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人。
這些可憐無助的人可說是20世紀初戰亂、變動的受難者，最後都到了吉妮亞學校裡那間擁擠不堪的小辦公室。那兒有四部電話，成天響個不停。吉妮亞接了電話後，先仔細聆聽，問幾個問題，然後再請一個秘書打幾通電話去查證來電者所言是否屬實。她很厲害，可以大概聽出哪些人是存心詐騙，哪些人才是真正受到命運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