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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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卻也並不珍惜……他很替自己不平，而益發厭惡“深負君恩”的臣子，久而久之，就有“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的激越之語。

孟森先生對此語尤不以為然，譏問：“孰知用此亡國之臣者即鑿然亡國之君也？”｛176｝這責難，在邏輯上肯定是成立的。然若僅僅以此邏輯回答一切，又未免偏頗。整個崇禎時期，銳意進取之君與病入膏肓、難挽頹勢的現實之間不可跨越的鴻溝，是一對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它們彼此牽制、互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死結的方式糾纏起來，一道把明王朝絞死在一棵歪脖子樹上。

我們現在就不妨看一看，在何意義上“臣皆亡國之臣”算得上有感而發，而“君非亡國之君”云云，卻在何意義上並非事實。

君臣之間

政風劣壞，人們往往以“腐敗”二字言之。但細察其情，腐敗也是有分別的，不能一概而論。

有一種腐敗，鑽制度與法律的空子，以權謀私。這類現象，任何朝代都有，無法根除，或者索性可以認為———權力必然伴生腐敗，唯程度不同而已。制度比較嚴密、監管比較有效，就輕一些，反之就重一些。總之，這種腐敗雖同屬可恨，但我們無奈，卻只能以“正常”理解之，除非權力本身這東西，人類可以消滅之。

還有一種腐敗，已不僅僅是偷偷摸摸鑽空子，簡直成了與制度和法律分庭抗禮的另一套規則、尺度。制度、法律，名義上雖在，卻已形同虛設，社會的真正執行不能按照公開的合法的準則，而非得按照腐敗的準則，不然就不能運轉，就簡直無法辦任何事。這種腐敗一旦發生，社會必已到崩潰邊緣，因為在它背後，是人心的徹底渙散，社會沒有任何公信，完全返於“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動物狀態，顯示了“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普遍而強烈的預感。

對現代中國人來說，第二種腐敗是怎樣的，他們有絕好的參照，即1949年國民黨政權從大陸敗逃之前兩三年那種情形。

明朝末代皇帝，所面臨的也是一模一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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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兄難弟：由校和由檢（42）

李清，在崇禎年間中進士，並開始做官，歷刑、吏、工三科給事中，官場見聞極廣。明亡後隱居，將所歷者記於著述，因為曾任職三科，故名《三垣筆記》（垣，古時也是官署的代稱）。明末政壇的腐敗，究竟到什麼地步，翻翻此書，大致可以明白。

內有一條，記錦衣衛頭目吳孟明，“緩於害人，而急於得賄”。其子吳邦輔“尤甚”，“每緝獲州縣送禮單，必故洩其名，沿門索賂，賂飽乃止”。東廠情形亦復如此。李清舉了一個例子，說某知縣送給翰林院編修胡守恆二十兩銀子，求他寫一篇文章，胡守恆的錢還沒拿到手，僅僅事為東廠所聞，“亦索千金方已”。

這裡面值得注意的，有這樣幾點：一、錦衣衛、東廠是當時兩大刑偵部門，竟然完全變成敲詐搞錢的工具，而誰都曉得，司法腐敗（執法違法）乃是最可怕的腐敗；二、事情的背景，應該是崇禎狠抓吏治，展開清查貪官汙吏的行動，然而連這樣一個行動本身都變成了腐敗的一部分，時事糜爛到何等地步可想而知；三、吳孟明及其兒子“故洩其名，沿門索賂，賂飽乃止”的做法，令人目瞪口呆，但同時這做法的背後，也確實是以大量腐敗現象為支撐，“緝獲州縣送禮單”即為明證，可見從中央到地方，統統爛掉，大家無非是在黑吃黑。

很黑暗嗎？且慢，僅僅索賄受賄還不算什麼，更有甚者，不是什麼人都能讓當權者接受你的賄賂，這錢送得出、送不出，還得有門路。當時有個叫吳昌時的禮部郎官，專門充當行受賄賂者的中間人，出了名，所有被查出問題的官員，都走他的門路，“必託昌時以數千金往方免”。而姓吳的，自己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亦揚揚居功”。這是李清親眼所見。

是不是隻有東窗事發、大禍臨頭的人，才行此齷齪之事？非也。權錢交易，滲透到官場的每個細胞。每年政績考核之時，便是權錢交易的旺季，因為考核的結果與晉職或改遷直接相關，想高升的，或想換個肥差的，此時就全靠金錢開路。李清說：“予同鄉數人，轉易如流，問其故，皆以賄之增減為升降耳”。誰說金錢萬能是資本主義特產？封建主義下，金錢也萬能嘛。

工作中的棘手問題，同樣靠錢擺平。崇禎即位以後，對賦稅抓得很緊，給各地方定下額度，但這額度又很有些想當然，不容易完成。不完成，休說升官不可能，還得停發工資和降級，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