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第66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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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崇禎“有君無臣”看法的形成過程，文秉作出如下分析：

逆璫餘孽【魏黨】，但知力護殘局，不復顧國家大計；即廢籍諸公【被罷黜的東林黨政治家】，亦閱歷久而情面深，無復有贊皇魏公其人者【像唐太宗身邊魏徵那樣的人】。且長山【大學士劉鴻訓，長山人】以改敕獲戾，而上疑大臣不足倚矣。未幾，烏程【溫體仁，烏程人】以枚卜告訐，而上疑群臣不足信矣。次年，罪督以私款僨事【袁崇煥下獄事】，而上疑邊臣不足任矣。舉外廷皆不可恃，勢不得不仍歸於內【宦官】。……雖聖主日見其憂勤，而群上【大官們】日流於黨比。痼疾已成，不復可藥矣。｛181｝

閹黨餘孽，唯圖自保，千方百計阻撓撥亂反正；而早先積極進取的東林黨人，如今變得世故滑頭；宰相級大官居然私改聖旨，崇禎從此覺得重臣不可信；“枚卜之爭”令崇禎從此覺得群臣都不可信；袁崇煥一案令崇禎從此覺得邊臣也不可信。最後整個外廷都失去了崇禎信任，只得重新依靠宦官。這邊廂，皇帝日甚一日地操憂勤苦；那邊廂，朝廷中的頭面人物也日甚一日地醉心於宗派鬥爭。

就這樣，崇禎一步一步走向那個著名的結論：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李自成攻入北京前一天，情甚危，崇禎緊急召見百官，彼此相視無語，束手無策。“上書御案，有‘文臣個個可殺’語，密示近侍，隨即抹去。”｛182｝這一刻，崇禎對群臣的仇恨達致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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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兄難弟：由校和由檢（47）

上面，文秉已談到崇禎對群臣失望的標誌，是重新依靠宦官。

這苗頭在他下旨撤回各鎮守太監後不久，即已顯露。崇禎元年五月，他重新委派內官提督京城及皇城各門。崇禎二年十月“乙巳之變”即皇太極率十萬滿蒙騎兵突入關內、逼臨北京之際，他又將太監安插到軍營中充當特務，從事監視，或稽查人員編制、軍餉情況。到崇禎四年，派遣太監的範圍，波及政府部門，朱由檢最關心也最不放心的是錢的問題，於是他挑選了兩個與此有關的部門———管錢的戶部和用錢最多的工部———讓司禮監張彝憲總理二部。有關臣工深受羞辱，工部右侍郎高宏圖上疏抗議，有“內臣張彝憲奉總理二部之命，儼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而褻國體乎？臣今日之為侍郎，貳【副之，居於其下之意】尚書，非貳內臣”之語。崇禎答以“軍興，兵餉緊急，張彝憲應到部驗核”的理由。高宏圖繼續抗議，連上七疏，最後憤而引疾求去，崇禎也很惱怒，報以開除公職。｛183｝

崇禎回到依靠太監的老路上去，是他一生遭受詬病最多的問題。後來，開啟城門放李自成軍進城的，正是太監曹化淳。很多人就此對朱由檢感覺到一種自食其果的快感。其實，誰放李自成進來，是次要的。若非曹化淳，別人就肯定不會開這個門嗎？或者，只有太監會投降，文臣武將就必無此輩嗎？關節顯然不在這裡。那個門，曹化淳不開，也總會有別的人來開。李自成攻下北京，豈是靠著一個太監替他將門開啟？

崇禎的錯誤或者無奈在於，他感到滿朝上下無人可用，於是重新信任太監。說信任，恐怕不是真信任。一來既然他一開始自己主動撤回各鎮守太監，說明他對太監干預軍政的危害，是有認識的；二來以崇禎的性格，恐怕很難信任任何人，所謂信任，不過是相形之下，何種人他更便於控制而已。在與朝臣的關係中日漸身心俱疲之後，他感到用太監比較簡單直接、比較容易掌握，他想辦實事，也有太多急事要處置，不能多費口舌與周折，虛耗不止———如此而已。他對群臣說過這樣一段不滿的話，很代表他的心思：

總是借一個題目，堆砌做作，落於史冊，只圖好看，一味信口誣捏，不顧事理，但凡參過內臣就是護身符了，隨他溺職誤事，都不誅處，這是怎麼說？｛184｝

這些話，是戳著士大夫痛處的；同時，非深受其害者，說不出來。

至此，我們從方方面面考量了崇禎的“有君無臣論”，感覺此論之出尚非一味自憐，怨天尤人，將過錯諉於他人。官場的腐敗、士風的椓喪、人心的渙散，總之，如崇禎“溺職誤事”一語概括的那樣，明代官僚政治機器已經處在嚴重的運轉不靈的朽壞狀態。

我們替他的辯白，或給予他的同情，到此為止。關於明朝亡國的認識，必須還以歷史的公道。

首先，我仍堅持明代士大夫是歷來中國比較出色的一個儒家官僚集團（以這種集團自身的職業標準來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