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第65部分 (第1/4頁)

件事被揭露以後，朱由檢極為震怒。不要說朱由檢震怒，就是時隔四百年的我們，聽到這等事，也徹底目瞪口呆。人一旦瘋狂到只想撈一把，看來就必定是天良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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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兄難弟：由校和由檢（43）

還有一個故事，令人哭笑不得。翰林院庶吉士鄭鄤被參下獄之後，李清跟鄭的同鄉、御史王章談起此事，王言語間極為鄙夷，李清於是問：“孫尚書（禮部尚書孫慎行）可謂你們家鄉的正人君子吧，何以他老先生會那麼欣賞鄭鄤呢？”王章嘆氣道：“孫大人愛讀書，但他身邊的人，全都拿了鄭鄤的賄賂，每次孫大人正看什麼書，準有人飛速報知，過了幾日，鄭前來拜謁，孫大人一談起所讀之書，鄭無不口誦如流，讓孫大人佩服得五體投地。”歷來行賄，要麼為了升官，要麼為了枉法，要麼為了發財。為了解別人讀什麼書而行賄，真是頭一遭聽說。這個故事也許不值得扼腕，卻足夠讓人大開眼界———連孫慎行喜歡讀書這麼微不足道的細節，都引得“左右數人莫不飽鄤賄”，崇禎時代的政壇還能有一處乾淨地方嗎？

明末政治的渙散，並不止乎腐敗一端。辦事不力、不堪用命、敷衍塞責、虛與委蛇，是普遍狀況。即便沒有腐敗到那樣的地步，以當時士大夫的精神狀態和工作作風，明朝離亡國亦已不遠。

崇禎圖謀振興的抱負，很快受到這種現實的沉重打擊。他好幾次怒不可遏地當面斥責大臣：

你們每每上疏求舉行召對文華商榷，猶然事事如故，召對俱屬虛文，何曾做得一件實事來！

朕自即位以來，孜孜以求，以為卿等當有嘉謀奇策，召對商榷時，朕有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乃俱推諉不知，朕又何從知之？｛177｝

這些批評，一針見血。一則，正德、嘉靖、萬曆、天啟四朝，所有皇帝基本都不理朝政，凡事潦草，廷臣難見帝君一面，即有奏對，也多為虛套，一百多年不曾認真研究問題、處理問題，大小臣工早已養成大而化之、馬虎含糊的習慣。二則，科舉取士本身，就是從虛文浮禮中選拔人，滿嘴子曰詩云，實際的經世治國才幹原非所學所長，當著承平之世，這種弊端不大顯得出來，一到多事之秋、國家急需用人之際，士大夫拙於實幹的本質，立即彰然。

關於科舉誤國，我們可能以為那個時候的人認識不到，非等19世紀洋槍洋炮把西方文明打到中國來，才認識到。其實不然，明朝人不單有此認識，而且認識之精準根本不遜於鴉片戰爭之後。崇禎九年，有個名叫陳啟新的武舉，上書論“三大病根”，列為頭條的即為“以科目取人”。他是這麼論的：

以科目取人，一病根也。據其文章，孝弟【悌】與堯、舜同轍，仁義與孔、孟爭衡，及考政事，則恣其貪，任其酷，前所言者皆紙上空談。蓋其幼學之時，父師所教，則皆謂讀書可致富致貴，故進步止知榮身榮親，誰更思行其致君、澤民之道哉？臣所以效賈生之哭者此也。｛178｝

不唯指出科舉所重的道德文章，“皆紙上空談”，更進而戳穿科舉的本質就是做官，“致富致貴”“榮身榮親”。近代對科舉的批判，不過如此罷了。既然區區一個普通武舉，能把話說到這個層次，可以推想類似的認識絕非少數人才有，很多人都心裡有數。但讀書人靠科舉吃飯，他們不會出來抨擊，砸自己飯碗。陳啟新因為是武舉，而武舉制度在明代一直搖擺不定，本身並非求官之道，所以他的角色實際上是“體制外邊緣人物”，同時他“覘知上意”，揣摸出崇禎現在最頭疼的問題之一就是士大夫皆好發空論，於是瞅準機會，投其所好，上此疏抨擊科舉，果然“上嘉異之”，破例授以吏科給事中官職。此事可悲之處在於，抨擊科舉而且抨擊得如此有力之人，其目的也在博取功名———這是題外話了，按下不表。

———總之，不足任事計程車大夫，偏遇見一位頭腦敏銳並且在燃眉之急的煎熬下時常顯得尖酸刻薄的君主，二者間錯位、尷尬的局面，遂勢所難免。

在《烈皇小識》中，類似場面比比皆是。作者文博，為東林黨名流文震孟之子，所敘之事顯出自乃父。文震孟曾任崇禎侍講，常得親炙聖顏（崇禎為學頗勤）。因此，《烈皇小識》的內容，有相當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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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兄難弟：由校和由檢（44）

自文博筆下，崇禎皇帝朱由檢展示出來的，是讓人耳目一新的形象。思維非常清晰，注意力非常集中，總是能夠抓住要害；性格激直，談吐犀利，注重效率，直截了當，不留情面。就明快乾練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