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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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們的傑出工作，才令愚闇加無賴型帝王罕見地層出不窮的明王朝，得以苟延殘喘近三百年之久，否則它早該崩解。反觀那些稟賦頑劣、樗櫟之質的皇帝，休說造福國家人民，但凡他們不過分地作孽，即屬難得。實際上，他們前仆後繼、彼此競爭地比著誰更擁有禍害士民的才幹。“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我們看得很清楚，百餘年來，甚至更早，朱家登上龍床的每個人，都在自掘墳墓、驅離人心。現在，不過是到了它應當領受這種合理結局的時候。崇禎只說他不是亡國之君，單單不提前頭理該亡國之君恰有多少！據此，說他對朱明統治的罪孽既無認識，更無任何誠懇的醒悟與懺悔，恐怕毫不為過。一旦挖出這個思想根源，雖然他自評並非亡國之君，而國仍在自己手裡亡了，照我看也並不冤枉。

其次，除了思想認識說明他並非真正的傑出人物，見地、覺悟與道德都不足以挽狂瀾於既倒之外，他在性格方面也存在太多瑕疵。這些性格的缺陷，置他於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境地，並隨時隨地抵消著他的努力，使他註定不能超越命運，成為它的戰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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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兄難弟：由校和由檢（48）

他肯上進，不甘墮落，困苦中仍不放棄而冀有所作為，這些品質是確鑿的，在朱棣的那些幾乎清一色汙泥濁水般的子孫中間，殊為難得。然而，這僅是在其家族內比較而言；一旦出此範圍，衡以更高標準，朱由檢只能歸於平庸之輩。

他幾乎每一個好的方面，都同時伴隨著致命的侷限性。比如說：有鮮明強烈的意志，卻缺乏把這樣的意志成功貫徹的能力；有高昂的熱情，卻因為不能冷靜縝密地思考而使這種熱情流於急躁與浮躁；自尊自持，卻又分不清楚自尊自持同剛愎自用的區別；有是非有主見，卻缺乏對現實實際的體察和理解；渴望效率、喜歡雷厲風行，卻往往忽視事情的曲折和複雜性；明快直切，不懂得很多時候不能相逼太急，要給人空間和餘地；很有原則性，卻不解當執則執、不當執則不執，不會妥協、不善合作、不知轉圜；嚴於律己，卻不能寬以待人；敢愛敢憎，卻沒有識人之明……他這種人，能在承平之世做一個還算正派的皇帝，做不得危亂之時的英傑之主———才具不夠。

固然他可以聲辯，原供皇權驅策的官僚機器，這時已經像一個自我程式設計、有自我意志的“生命機器人”，拒不執行他的指令；或單獨構成了一種網路，依自己的規則運轉，針插不入，水潑不進。在某種程度上，崇禎對官僚機器的指揮，的確失靈，最後關頭，鳴鐘集百官竟無至者，形象地說明了這種現實。但是，他不是沒有指令暢通的時候，也不是沒有樹立威望從而可以有力掌控官僚機器的機會。

當其一舉掃除權閹、敉定逆案時，天下歸心，很多人對他寄予厚望，以為得遇中興之主。那時，他的聲望達到了頂點。如果他對現實的認識足夠深刻，如果他的性格足夠健全，如果他對事務的處置足夠高明和恰當，他將不難做到統一思想、使大家團結在他的周圍、銳意進取。然而，他顯然未能抓住已經出現在眼前的大好時機，任性、率性、固執、偏激，一再出錯，遂使剛剛復甦溫暖的人心重新變得冷漠。

“枚卜之爭”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對於朝臣拉幫結派的憤怒固然很有道理，但豈能不由分說地認定較為人多勢眾的錢謙益一方就是罪魁禍首，乃至所謂“科場舞弊案”，錢謙益與之無涉明明已有司法結論，他卻一定要推翻，而且把自己的支援毫不猶豫地奉送給品質很壞的溫體仁？

至於袁崇煥一案，更是他輕躁苛刻、不辨賢愚、心性狹薄的明證，當著人心渙散、滿朝碌碌、充斥著空頭政客的時候，崇禎能有袁崇煥這麼一個幹才可用，實乃福分，他卻因為皇太極兵臨北京城下而受到的一時驚嚇，和敵方設計的一出類乎蔣幹盜書式的反間戲，極其幼稚、喪失理智地將自己的邊疆干城拆毀、推倒。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崇禎連這起碼政治風度都沒有；而目睹了袁崇煥的下場，每個有才幹、敢承擔計程車大夫，又怎能不心寒？至於後來在邊防、剿“賊”之中的用人，更加一無是處———不足倚任地引為心腹，可用之才卻被百般掣肘。在楊嗣昌、熊文燦與洪承疇、孫傳庭、盧象升之間，他的立場基本搞錯。

殺袁崇煥時，河南府推官湯開遠上疏，批評崇禎不能善待臣子，及其性格缺陷。開宗明義，第一句“皇上急於求治，諸臣救過不給”就論得很透；崇禎君臣間的不解之結，大致就在此句中。以下具體論述，都擊中要害：

臨御以來，明罰敕法【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