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第65部分 (第3/4頁)

他的確很細心，很認真，把袁崇煥的承諾重複了一遍，也說出自己的許諾：“五年復遼，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卿子孫亦受其福。”

中間稍事休息，給事中許譽卿借這機會，趕緊找到袁崇煥，請教他“五年方略”究竟怎麼回事。袁的回答讓他大吃一驚：“聊慰聖心耳。”許當即指出：“當今皇上非常精明，豈可浪對？將來按期責功，你怎麼辦？”

甫聞此語，袁崇煥“憮然自失”。

過了一會兒，召對繼續。袁崇煥馬上設法補救。一面替自己留下後路，暗示建州問題積聚四十年，由來已久，“此局原不易結”；一面提出一系列條件，要求“事事應手”，凡錢糧、武器裝備的供應，人事任用乃至不能以朝中意見紛然而干擾平遼方略等，都請崇禎給予有力支援。

袁崇煥陳述之時，“上起立”，一動不動地站著，“佇聽者久之”———可想見多麼專注、認真。最後留下這麼一句：“條對方略井井，不必謙遜，朕自有主持。”包含的意思也是非常明白：你平復遼東的方案我都聽清楚了，我的態度也很清楚———全力支援。

袁崇煥後來被殺，是大冤案，不必置疑。不過，赴任陛見時，他在一定程度上對崇禎虛與委蛇，也是事實。

除所謂“五年平遼”的方略屬於想當然、“聊慰聖心”的漂亮話，更不應該的是，袁崇煥內心其實早就認明“遼不可復”。以當時朝廷和軍隊的朽爛，擊敗清人平定遼東，根本是天方夜譚。遼東問題最好的局面，不過是以軍事手段為輔，以“羈縻之策”為主，“談談打打，打打談談”，維持一種均衡，把事情拖下去。

袁崇煥請求王象乾出任宣大總督，作為他的西翼，抵擋蒙古察哈爾部，即因王象乾在上述基本策略上與自己觀點完全一致。

崇禎召見時，王象乾所談主張即八個字：“從容籠絡，撫亦可成。”到任後，採取的行動也“專任插酋【對蒙古察哈爾部的蔑稱，“插”與“察”音同】撫賞事宜”。當時察哈爾部落看準了明廷這種心理，樂得利用，大佔便宜。其與中國貿易，各以馬匹、紡織品交換。察哈爾人將馬分為三等。他們把母馬系在山上，飢餓的馬駒能夠一躍而上者，為第一等，留下自用；登到半途倒地者，第二等，殺而食之；根本跑不動幾步的，為第三等，賣與中國。而王象乾明知如此，照樣做虧本買賣，目的是收買、安撫。但沒有用。“未幾，插酋內犯入大同，殺戮極慘，撫終不可成，而浪擲金錢數十萬。”｛179｝

其實換了誰主持遼東、宣大事務，也都只能照袁崇煥、王象乾的法子辦理。京城朝中諸公可以高談闊論，發表激越的愛國演說，真正面對現實，卻除了委曲求全、含辱忍讓，不能再做別的。國家羸弱如此，腐敗如此，何談外卻強敵？此時明朝的情形，跟19世紀末清朝的情形很相似，袁崇煥、王象乾的處境，跟奕*9�、李鴻章的處境也很相似。

袁崇煥可算個一極端例子。他在召對時說點假話，吹點牛皮，既非成心想騙崇禎，亦非藉此替自己撈點什麼，是隻能這樣與萬歲爺周旋。歸根結底，這不有損於他為國盡忠的實幹家本色。

但話也要分兩面說。連袁崇煥這樣的人，也不得不對皇上玩虛的，嘴上一套、實際一套，崇禎的境遇可想而知。設若他一而再，再而三發現，朝中其實沒有一個人肯於或認為值得跟他講真話，個個袍服底下都藏著掖著，他，還能夠信任他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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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兄難弟：由校和由檢（46）

崇禎時期政界還有一大問題：逆案雖定，黨禍後遺症卻相當嚴重。一批官員失勢了，另一批得勢；得勢的抱成團，為其所排擠者則憤憤不平。宗派主義成為朝中主旋律。跟天啟朝東林黨與閹黨的鬥爭不同，崇禎年間的門戶之爭，有時並不見得有何大是大非，只為爭權奪利，而逐日攻訐。

崇禎元年十一月的“枚卜之爭”，即是為搶奪內閣閣員位子發生的激戰。幾位主角，錢謙益與溫體仁、周延儒，在士林中聲望有好有差，但這件事本身卻純粹是權力鬥爭，並不關乎正邪，錢謙益入閣，不代表正義戰勝邪惡，溫、周得位，也並不意味著他們可以左右朝政把它引往黑暗。雙方只為了權位歸屬，爭訟於御前。這令崇禎感到，大臣心中只有門戶和宗派利益，為此舌敝唇焦，心思全不放在國家大政的得失上。他對此不勝煩惱。抱著這種心理，在錢、溫雙方對質時，崇禎內心先是情緒化地對人多勢眾的錢謙益一方更為反感，最後支援了溫體仁、周延儒。

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