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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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崔呈秀叫魏閹一聲爸爸，或已自覺厚顏之極，無人能出其右了，沒想到“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後來更有一大堆人把他的“想象力”加以發揮，圍著魏忠賢喊“爺爺”———這就是“閹黨”十孩兒、四十孫的由來。

不要以為這很丟人。“閹黨”內部無人感覺這是恥辱，事實上，能夠名列兒孫輩，已屬莫大榮耀。到得後期，各地如雲的諂附之徒，欲認乾爹、幹爺爺而不能，連這點“名分”也沒有了。

。　想看書來

難兄難弟：由校和由檢（23）

倘若這些人不曾接受過什麼教育，也還罷了。但他們大多飽讀詩書（一小部分武人除外），對聖賢之言可謂滾瓜爛熟，由此可見，社會風氣一旦敗壞起來，教育得再好也頂屁用。我前面曾說，歷代士風從不見像明代這麼正派的，現在我該說，到魏氏弄國之際，歷代士風也從不見這麼卑下的。知識分子應為一國一民的最優質文化資產的傳承人和守護者，他們往往是歷史和現實的脊樑，也應該是脊樑，然而某些時代，他們非但一點不起這種作用，反倒最無是非和廉恥。後來大獄興起之時，是各地普通民眾勇敢地站出來聲援和抗議。楊漣被押解途中，數萬人夾道揮淚相送；左光斗被捕時情形亦復如此，百姓聞風而至，“擁馬首號哭，聲震原野”，連“緹騎”都被感動得落淚。

而知書達理的知識分子們在做什麼呢？在更加起勁、更加下賤地向魏忠賢獻媚。天啟六年，浙江巡撫潘汝楨，率先在西湖為魏忠賢建生祠，馬上諸方效尤，幾遍天下。開封建祠毀民居二千餘間；延綏巡撫朱童蒙建生祠，採用皇家王族才可使用的琉璃瓦；蘇州所建生祠，造像全部用沉香木，腹中腸肺以金玉珠寶為之；蘇薊總督閻鳴泰，一個人就為魏忠賢建祠七所，耗資數十萬……其時，遼東戰事方緊，開支愈來愈大，軍費短缺，致軍心不穩。然而保家衛國無錢，建生祠錢花得如流水；各地建生祠，“一祠之費，奚啻數萬金哉！”｛98｝

退一萬步講，就算魏忠賢飛揚跋扈，士子莫能與之抗，隨波逐流在所難免；然而，無論如何也不能把自己的祖師爺都出賣了吧？結果，當真跳出來這麼一位小丑，此人名叫陸萬齡，是個監生（國立大學在校學生），他提出一個驚世駭俗的建議———以魏忠賢配孔子，以魏忠賢父配啟聖公（孔子之父叔梁紇），加以祭祀。他如此介紹理由：“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即《三朝要典》，魏忠賢及其黨徒給東林黨定案的文獻，運用閹黨觀點對“萬曆以來若干歷史問題”進行總結】；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宜建祠國學西【國立大學西邊】，與先聖並尊。”｛99｝他把這道奏疏遞交司業（副校長或教務長）林釬，林釬一閱，不禁掩面遮顏，羞慚難當———他萬萬想象不到，堂堂國子監竟教出了這樣的學生———將陸疏一通塗抹，即夕掛冠而去。林釬為有這樣的學生羞愧，他的繼任朱之俊卻不抱同感，毫不耽擱，立即代奏，當然也立即獲得批准。

誠然，閹禍兇猛是明代的特色，但在以往，外廷與內廷的頑強對抗（所謂“宮府之爭”）也是明代一大特色。權閹搞定皇帝、得到其全力支援，往往不費吹灰之力，卻很難擺脫士大夫的圍追堵截、死纏爛打。劉瑾最得勢之時，士大夫裡有那麼幾個賣身投靠的，但這個階層整體上未嘗馴服，相反，堅忍不拔的他們最終還是將劉瑾擊倒。把皇帝和士大夫雙雙搞定的，唯有這個魏忠賢。實際上，魏忠賢現象的出現，意義已遠遠超出了閹禍這個層面，而標誌著一個社會的基本倫理結構完全失效與崩潰。

因此，不要只把眼睛死死盯在魏忠賢身上；應該把視線投向他身後，投向那裡站著的一大群被稱做“閹黨”的人。這些人，受過最正統的教育，肩負守衛社會準則的責任，然而，他們徹底背叛了所受的教育，徹底拋棄了應負的責任。

這才是魏忠賢事件的真相。一個社會的真正墮落，從來不是以產生奸佞為標誌，而是以奸佞在何種程度上遭到抵制為標誌。只要人們不曾停止抗拒，惡勢力的一時得逞就不足為慮，社會倫理的底線就仍然沒有被突破。

壞人壞事不可怕，可怕的是社會上是非觀普遍蕩然無存。

有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御史倪文煥，在崇禎即位後，因附逆丟官歸鄉，朋友去看望他，見他大有悔意，就忍不住問：楊漣和左光斗因得罪權璫而罹禍，這樣的正派人，當初你怎麼會糾劾他們呢？倪文煥這樣回答：

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我居言路【御史職責，“凡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