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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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天啟年】凡宵小謀再起者，皆知帝【朱由校】為童昏，惟客、魏足倚以取富貴，於是盡泯諸黨，而集為奄黨；其不能附奄者，亦不問其向【從前】近何黨，皆為奄黨之敵，於是君子小人判然分矣。神宗【朱翊鈞】時廟堂無主，黨同伐異，以儌利而為之，至是以奄為主，趨利者歸於一途，故只有奄黨非奄黨之別。｛93｝

自甘供客、魏驅使，參劾王安的兵科給事中霍維華，是“閹黨”的首位加盟者，級別不高。第二年，隨著周嘉謨、劉一燝、孫慎行、鄒元標等重量級反閹人士的倒臺，“閹黨”加盟者的檔次開始提升。自沈———即前面提到過的那個據傳與客氏有私的高階官員———始，這檔次已提至大學士級別。到天啟三年，顧秉謙、魏廣微入閣，“閹黨內閣”形成；天啟四年，以首輔葉向高辭職為標誌，“閹黨”徹底控制政局，“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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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兄難弟：由校和由檢（22）

“黨”之一字，今義與古義有很大差別。首先，在出現簡化字以前，“黨”與“黨”本非一字，兩者各為一字，前者只用于姓氏，簡化後，“黨”與“黨”併為一字。其次，“黨”在古時，基本是貶義，從黑，本義為晦暗不明。《說文》曰：“黨，不鮮也。”《論語》曰：“吾聞君子不黨。”孔穎達注：“相助匿曰黨。”古人主要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黨”字的。

“東林黨”的名稱不是東林黨人自己命名的，這個晚明的政治派別起源於講學，以東林書院為學術和思想基地。朱由校、魏忠賢為了安排罪名，把有關的人稱為“東林黨”，意思是這些人借講學為名朋比為奸。

毫無疑問，“閹黨”更是一種指控，甚至咒罵，裡面絲毫沒有今天人們所理解的政黨的含義，直譯過來，大約相當於“附集在被閹割過的人周圍的那群醜類”。

這樣的咒罵不算誣衊，事實正是如此。在“閹黨”一詞中，“黨”比較徹底地迴歸於它的“相助匿”的本義。如果說“東林黨”還有自己的政治主張，隱然可見政黨雛形，對“黨”字開始向近代語義過渡發揮了作用，那麼，“閹黨”則完完全全是為汙濁之個人私利匯聚起來的烏合之眾，他們走到一起，與理念無關，與抱負無關，與社會責任和構想無關。

依附魏忠賢的人，不外三類。一是渴望富貴者，二是作奸犯科欲而向魏氏尋求保護者，三是品行低下、為正人君子所排斥而志在報復者。正應了一句話：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魏忠賢就像黑社會老大，吃得開，有靠山，違法的事別人幹不得他幹得，可以放手作惡。這樣，全體的醜類就都趕來入夥，投靠他，為他做奴才和打手的同時，也吃上一份自己的黑飯。

無論怎麼看，“閹黨”都不是一個政治派別，而像地地道道的犯罪集團。唯一特別之處，一般犯罪集團見不得人、東躲西藏、總是擔心被抓獲，“閹黨”卻堂而皇之、大搖大擺地幹壞事，甚至整個國家機器都為他們服務———因為有朱由校先生的特許。但儘管連皇帝都表示支援，他們仍然不像一個政治集團，仍然像犯罪集團。這就是歷史和社會法則非常可愛的一面：罪犯終歸是罪犯，黑社會終歸是陰溝裡的產物，哪怕全部合法的機構和權力都歸他們掌握，也不能由黑洗白。

例如，由魏氏引入內閣的顧秉謙、魏廣微，不要說政治家意識，連“做官”的意識都沒有，自動把自己擺到魏忠賢家奴的位置，俯首帖耳，唯命是從。“秉謙票擬【起草詔令】，事事徇忠賢指。”｛95｝職為首輔，實則沒做過一日宰相，楊漣送給他一個稱號“門生宰相”，這實在還算客氣，其實他從來只是魏忠賢的哈巴狗而已。魏廣微處理一切政務，都會事先打份小報告，請示魏忠賢，“籤其函曰‘內閣家報’”｛96｝，毫不掩飾家奴面目，對他大家也有綽號相贈——　“外魏公”，意思是“在外面的魏公公”，不過是魏忠賢的一個影子，根本不把他單獨看做一個人。

在這個集團，只有主子和僕從兩種人。裡面有個叫崔呈秀的人，當時是御史，品質極壞，他因為貪汙案子事發，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尚書趙南星處理他，他就跑到魏忠賢那裡，搖尾乞憐，魏忠賢答應保護他，他則索性自認為魏的乾兒子。時下坊間流行一語：“見過無恥的，沒見過這麼無恥的”，用在崔呈秀身上最恰切———崔呈秀以前，諂附者固然不少，但還沒人能夠發明以兒子自居的拍馬屁手法。因同姓之故，魏廣微原先對魏忠賢一直自稱“宗弟”，後來趕緊降格，自貶“宗侄”｛97｝。這種無恥，竟然成為一種攀比，一種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