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第59部分 (第3/4頁)

直言無避”。｛100｝故稱言路。】時，舉朝皆罵楊、左諸人，我自糾小人耳。如今看起，元【原】來是兩個君子。｛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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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兄難弟：由校和由檢（24）

雖屬狡辯，但他的邏輯卻很值得注意。正如我強調的：基本的是非觀已經瓦解———因此，“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如今看起，元來是兩個君子”，這麼混賬透頂、恬不知恥的話，才講得出口。“舉朝皆罵楊、左”，我便心安理得地跟著罵，且自認為是“糾小人”。尤其，這番話不是說在魏閹當政時，是說在那段歷史已被明確否定了的崇禎年間，益發說明當時士大夫心中已無是非可言，否則，不會以為這樣的話還能起替自己辯解的作用，不可能一邊“若悔前非”，一邊又如此談論對自己錯誤的認識。

錯，都不知道錯在哪裡。這叫無可救藥。

一句“舉朝皆罵楊、左”，令人寒意徹骨。說實話，跟這一句相比，魏忠賢乾的那些壞事，算不了什麼。不錯，他濫施酷刑、殘殺忠良，夥同客氏虐害后妃，以及任意偽造聖旨、廣置鷹犬、大建生祠等等罪狀，都駭人聽聞、史所罕見，但自我看來，仍抵不過“舉朝皆罵楊、左”這麼一句話。沒有這句話，魏忠賢再猖狂、再不可一世，也極渺小；有了這句話，突然之間，我就覺得他很強大，“須仰視才見”。

這心情，就如我想起“文化大革命”。而今，“文化大革命”似乎只是四個丑角擔綱出演的一出鬧劇、喜劇，然而，只要親眼目睹過天安門廣場上那上百萬人壯觀而可怕的紅色海洋，就必不會以為“文化大革命”能是區區幾個“政治流氓、文痞”（郭沫若語）所折騰起來的。

將反動人物喜劇化，讓曾經的魔頭突然變成人人得而嘲諷的物件，的確是擺脫和走出歷史夢魘的好方法。但同時我們得提醒自己，這些迅速淪為“歷史的跳樑小醜”的人物，每個人身上都包含著最為沉重、嚴肅和不容迴避的話題。倘若我們是勇敢的，應該承認幾乎所有歷史上著名的醜類，都得到了社會的哺育甚至擁戴。這些醜類登上歷史舞臺，實際上只是執行著一個任務：將本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社會已糜爛至此，蛆蟲方才有狂歡的機會；人類歷史每一出大鬧劇，皆緣自理性在一個社會或時代的淪亡。

所幸，歷史終將由名叫“理性”的作者來書寫；於是，醜類們最後也紛紛迴歸於醜類。我們的魏公公也不例外。

他的垮臺，可謂純屬偶然。假使天啟皇帝朱由校不會年紀輕輕地死掉，我們絲毫看不見魏忠賢有任何垮臺的跡象。雖然朱由校死了，但假使魏忠賢不犯糊塗、關鍵時刻由於“小人物”根性而掉鏈子，他也不會垮臺———至少不會在天啟七年十一月垮臺。熹宗崩，以當時的情勢論，他很有成算阻止朱由檢繼位為君；就算他自己不去當皇帝，立個傀儡總不難，這是唐朝前輩們玩濫的把戲，有一堆的成功經驗。而且客魏並非無此打算。抄家時，在客氏府中發現懷孕宮妝女子八名，“蓋將效呂不韋所為”｛102｝，把有娠之女塞進宮去，安排機會讓她們被寵幸，將來生子以冒充朱由校骨血。此事載正史，如屬實，說明客魏不僅有培植傀儡的計劃，且已進入實施階段，只因朱由校過早逝世而被打斷。《明史》還記載，朱由校死的當天，眾目睽睽之下魏忠賢不顧一切，瘋了似的派人急召崔呈秀：

內使十餘人傳呼崔尚書【崔呈秀時任兵部尚書】甚急，廷臣相顧愕眙。呈秀入見忠賢，密謀久之，語秘不得聞。或言忠賢欲篡位，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103｝

《玉鏡新譚》引《丙丁紀略》雲其細節：

忽有數內臣，招呼兵部尚書崔家來。百官相顧錯愕，齊聲雲：“所言公【要談的乃是公事】，當與眾公言之【應該大家一起公開商議】，天下事豈呈秀一人所可擅與耶？”於是，呈秀不敢應命，而忠賢失意【沒了主意】，無所措手足。｛104｝

在如此緊要的生死關頭，他居然沒有主張，跟崔呈秀匆匆商量幾句，就選擇了實不難預見到的束手就擒的結局。這再次證明，魏忠賢作為壞蛋，也是個窩囊、沒本事的壞蛋。遇事不能識，或識而不能斷。他所以爬上權力巔峰，並不是由於他是擺弄權力的高手，而主要是靠客氏這個女人，特別是天啟年間本身已經朽爛得不可收拾的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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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兄難弟：由校和由檢（25）

據說，他還有一個打算：如果不再被寵信，就帶著積攢起來的財富，度過“不失為富家翁”｛105｝的晚年。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