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第18部分 (第2/4頁)

為“上國天朝”之主的自我崇拜心理，此第二辨也。

隨後應搞清楚，鄭和下西洋是不是一種開放姿態，是否代表永樂時代並不閉關鎖國？在目前中學的歷史課教學裡，講到鄭和下西洋，就常常拿來與清代閉關鎖國政策相對照，似乎前者體現了一種與閉關鎖國相反的意識。例如採用相當普遍的北師大版初中教材《中國歷史》下冊第2３課，標題即閃爍其詞地寫成《從鄭和下西洋到閉關鎖國》，其中還說：“清朝的閉關政策對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動起過一定的自衛作用，但對中國產生了嚴重的後果，使中國在世界上逐漸落伍了。”言下之意，閉關鎖國乃是清朝以後的情形。

暫且不論鄭和下西洋的含義如何，僅就該教科書所提供給學生的閉關鎖國乃清朝以後的情形這一認識，已大有誤人子弟之嫌。中國文化的鎖國心態，根深蒂固，由來已久，絕非清代後才形成。其原因相當複雜，跟中國的地理環境、政治體制、社會倫理、經濟發展水平乃至周邊民族與國家的文明程度，都有一定關係；若極而言之，庶幾可認為華　*9蛐　夷論的歷史有多久，鎖國意識便有多久。縱觀歷代，唯一真正揚棄鎖國意識的，僅唐代而已。

不過這種意識所造成的問題與困難，明代以前都不很明顯，也不很迫切，尚未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較為主要的矛盾。隨著中古世紀接近終結，世界明顯加快了不同文明間的融合的腳步，也帶來越來越多的衝突，此後，由來已久的鎖國意識漸漸成為中國的沉重精神負擔和最突出的問題，而在清代中期後演變成危機。

此一過程，即從明代開始。明代中國與外部世界的矛盾衝突，除傳統的先進農業文明與原始遊牧文明的衝突外，又加入一個新的因素，並且愈益突出，亦即由對外商貿而引發的衝突。其最引人注目者，當為東南沿海的“倭禍”———日本早自隋唐便與中國交往密切，但“倭禍”卻是典型的明代危機。此時，日本列島已非隋唐時矇昧初開之狀，其社會固有結構，正催生它延至今日的極度依賴海外貿易的特點，於是，借“朝貢”為名，頻頻前來中國東南沿海交易，但日本人之需求，偏與中國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相牴觸———中國一方，因為不感到與外貿易的需要而寧願置海防安全於優先考慮位置，乃頒行“海禁”政策，日本人一方則與中國貨殖的慾望越來越強烈———兩相矛盾，間以若干其他原因（海盜的勾結、官府的腐敗等），遂頻頻作亂，與北面建州（女真）問題併為明代的兩大心腹之患。

txt小說上傳分享

偽君子朱棣（34）

所謂“海禁”，是對沿海或海外的對外貿易的禁止。這項政策前代未有，由明代首創，而清代襲之。前代未見，似不宜順勢理解為過去國門就大開，還不如理解為過去這問題不那麼迫切。明清兩代面臨的世界，跟宋元以前很不相同了。鄰近的日本，已處在騷動之中。遙遠而尚基本不為中國所知的歐洲也告別了黯昧的中世紀，正在發生鉅變，逐漸將觸角伸向東方；及至晚明，傳教士開始登陸中國———中西方互動這一現代主要矛盾，正萌發於明代。所以，“海禁”政策不遲不早，偏隨明代而生，並非偶然，亦不可盡諉之於明太祖朱元璋個人的小農意識。

朱元璋不過是在新形勢下，順從了中國慣有的思維方式，做出的他自然會做出的反應與決策。在他看來，中國物產豐富，一切應有盡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遠優越於“蠻夷”———在當時，這倒確為事實———絕不有求於外；一切貿易中國皆無利可圖，徒利他國；而且除無利可圖之外，還不免承受種種騷擾和麻煩。特別是胡惟庸案發生後，據查後面有日本人的背景，令他深受刺激。

他所能想到的辦法，就是“堵”。洪武七年罷市舶司，厲行海禁，既不許私人出海，亦不派官船出海貿易，更不許外商船隻來華。《大明律》規定：“擅造二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謀叛已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凡將牛、馬、軍需、鐵貨、銅錢、緞匹、綢絹、絲帛私出外境，貨賣及下海者，杖一百；將人口、軍器出境下海者處死。

那麼朱棣時代又如何呢？許多人認為“海禁”政策在朱棣時代有所鬆動，根據是永樂初年朱棣恢復了被朱元璋關閉的浙江、福建、廣東三路市舶司，並開設了接待洋商的“四夷館”。

其實，中國傳統海上貿易分貢舶貿易和商舶貿易兩種形式。後者為商業性質，前者則具有濃厚政治色彩，是“天朝上國”羈縻海外諸國、確立宗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