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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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下西洋直接或初始的起因，是“蹤跡建文”，亦即查緝失蹤的朱允炆。朱允炆下落不明，是朱棣的一大心病。為此，他派人四處暗訪達一二十年之久。其中一個主要的密探是戶部給事中胡濙。《明史·胡濙傳》：

惠帝之崩於火，或言遁去，諸舊臣多從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頒御製諸書，並訪仙人張邋遢【一說張邋遢或即張三丰。這裡，朱棣以尋仙為幌子，派人四下查詢朱允炆下落】，遍行天下州郡鄉邑，隱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還。所至，亦間以民隱聞。母喪乞歸，不許，擢禮部左侍郎。十七年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二十一年還朝，馳謁帝於宣府。帝已就寢，聞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聞對，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116｝

從永樂五年起，胡濙銜命在外奔波竟達十六年，到永樂二十一年似乎終於查實了朱允炆的下落。當時朱棣在宣府，胡濙星夜前來彙報，趕到時朱棣已睡下，但左右還是叫醒了他，他也就“急起召入”，可見重視之至。胡將其掌握的情況一直彙報到凌晨———究竟說了什麼，除了胡濙和朱棣這兩個人，誰都不知道，《明史》的編修者們也不知道。但《胡濙傳》很明確地指出，朱棣多年來的疑慮，是在這一天打消的。《胡濙傳》也再次重複了《鄭和傳》的說法：朱棣派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尋找建文帝。顯然，這一點是作為官方史的《明史》所認定的事實。同樣，當時朝鮮的官方史《李朝實錄》留下的記載，也證明朱棣確實嚴重懷疑建文君臣流亡到了外國，並不遺餘力地加以追捕；永樂元年二月，朱棣這樣指示赴朝鮮的使臣：

建文手裡有逃散的人，也多有逃去別處的，有些走在你那裡，你對他每【們】說知道，回去對國王說，一介介都送將來。｛117｝

據此很容易得出結論，鄭和下西洋的起因，根本和“航海探險”無關，絕非堪與導致地理大發現的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航海同日而語者。永樂年間的下西洋進行了六次，最後一次為永樂十九年正月出發，時間恰在永樂二十一年二月胡濙夤夜馳至宣府彙報之前，而在這以後，朱棣果然停止了對鄭和船隊的派遣———這就是《胡濙傳》所謂的“至是疑始釋”，暗示胡濙提供的情報讓朱棣認為下西洋的行動已失去意義。

———鄭和下西洋非關“航海探險”，此第一辨也。

除“蹤跡建文”，鄭和下西洋的第二目的，如《明史》所說在於“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可能這兩個目的在七次下西洋的過程當中，主次有所易位。開始時，“蹤跡建文”是主要的，但後來“蹤跡建文”明顯無望，於是“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轉而成為主要目的。

偽君子朱棣（33）

史書上只籠統提到鄭和船隊共計二萬七千八百餘人，但可以想象除了官員、海員以及雜役等眾，絕大多數為士兵。如果每次航行都保持這樣的人數，則鄭和船隊自非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那種小型冒險家組織，實際上是一支龐大的遠征海軍（水師）。而這樣的規模，遠超乎捉拿建文君臣這區區流亡者的需要，非“耀兵異域”不足以解釋。在七次下西洋的主要區域內，諸海國多為“蠻夷小邦”、“蕞爾之國”，而近二萬八千人的鄭和艦隊，休說當時那樣一些國家全然不能抵擋，即在現代亦足稱大兵壓境。

因此，朱棣輕而易舉地達到了他的目的，在長達二十年的過程中，鄭和艦隊只有三次訴諸武力，其餘所到之處，都是兵不血刃而令其臣服，那些“蠻王”之使紛至沓來，到北京朝聖獻貢，朱棣的虛驕之心得到極大滿足。時人這樣頌揚他的榮耀：“天之所載，地之所覆，貢獻臣服，三世五世，不過是矣。”｛118｝吹捧朱棣可同三皇五帝相埒，很是肉麻。朱棣自己更飄飄然而有世界領袖之感，永樂十七年他在勸誡暹羅國王不得侵擾滿剌加國時，儼然一副救世主兼地球總管的口吻，而視此二國皆為“朝廷”臣屬，說：“滿剌加國王現已內屬，則為朝廷之臣。彼如有過，當申理朝廷，不務出此而輒加兵，是不有朝廷矣。”雖然我們不必苛求朱棣在那時能夠具備“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意識，卻宜予指出，鄭和下西洋大大助長了他好大喜功、“欲遠方萬國無不臣服”｛119｝的心態，這從根本上違背了朱元璋制訂的“勿勤遠”、不擴張、與民休息、注重本國民生的國策。

———由上可知，鄭和下西洋的實質是炫耀武力以賓服四方，滿足朱棣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