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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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了“數千人”！這個數字應該是可信的，因為我們在官史中也讀到“胡閏之獄，所籍者數百家，號冤聲徹天”｛46｝的記述。朱棣登基後，遭滅門之禍的究竟有多少？已難確知，但僅那個永樂初年著名的大酷吏陳瑛，經其一人之手，就“滅建文朝忠臣數十族”｛47｝。

這種暴力，甚至於可以毫無尺度。方孝孺被誅“十族”，雖已聞所未聞，屬“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但遭牽連者畢竟與方家有這樣或那樣私交的名義。後來，則發展到純粹傷及無辜的地步。如景清一案，“磔死，族之。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裡為墟”｛48｝。就是說，景清鄉鄰全部遭殃；“轉相攀染”四字黑暗之至，最後弄得幾乎成為“無人村”。另一個被族滅者高翔，除了滿門殺光，還被挖了祖墳；猶不足，復先把高家產業分給他人，再宣佈凡被分給高氏產業者，全部課以重稅，“曰：‘令世世罵【高】翔也’”｛49｝。這才叫“無事家中坐，禍從天上來”！

除被滅族者之外，還有許多人，自己被處決後，其家屬或被宣佈為奴，或辱其妻女，使嫁最賤之人。直到二十二年後，這批人才被特赦為“民”，“還其田土”｛50｝。

中國歷史上向來不缺乏殺虐，但以往多為戰爭、種族衝突、暴亂、階級壓迫、災荒所致。作為純粹的政治迫害，像朱棣報復建文忠臣如此大規模的事件，殺戮之狠、株連之廣，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他父親朱元璋一生也搞了幾次大的政治迫害，但那是分散在他三十年統治的不同時期；單論一次性地集中迫害，永樂元年當之無愧地創下了歷史之最。

但其中情形又頗為怪異。朱棣的血腥殺戮，本意是樹立威權、降服人心，可是殺人越多，也益發凸顯了他權力基礎的薄弱；他每殺一個人，都等於向世人宣告：“又出現了一個反對者———雖然被我幹掉了。”另一方面，不斷有人慷慨赴死，恰恰不斷在證明被推翻的建文政權更合人心，或在人們心目中是更具法律或道德合法性的政權。在朱棣的酷刑面前寧死不屈、堅持立場的例子，比比皆是，大家翻翻《明史》，列傳第二十九到第三十一，即卷141～卷14３之間，記述了大大小小這樣的故事一百來個，個個精彩，讓人肅然起敬。還有更感人的故事，有人原本並不在所謂的“逆臣”之列，但為著正義，竟然自己送上門去：方孝孺處死棄市，開國名將廖永忠之孫廖鏞、廖銘兄弟二人，明知危險，也不避斧鉞，挺身而出，將支離破碎的忠臣遺骨收撿起來，葬於聚寶門外山上。事後，鏞、銘果然被捕處死，他們另一個兄弟廖鉞及從叔父廖昇也同時受牽連而充軍戍邊。

許多年後，李贄在總結這段歷史時說了一番話：“故建文之時，死難之臣，若此其盛者，以有孝孺風之，連茹拔之【植物根部相互牽連的樣子，指士大夫們彼此因信念而團結】，而建文復以春溫煦之耳。”｛51｝意思是，之所以當時有那麼多士大夫在淫威前寧死不屈，是因為一有方孝孺做榜樣，二來整個儒士階層為操守而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還有建文在位四年清明政治所給予大家的感動。現實如此，朱棣怎麼辦？也應該設身處地地替他想想：當時若不大開殺戒，勢難壓平局面；然而，屠刀高舉的結果，反而更加彰顯地暴露了他失道寡助的處境。左也不好，右也不是，的確是“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

偽君子朱棣（15）

自打朱棣將朝思暮想的平天冠｛52｝戴到自家腦袋上，“合法性”問題，也就像驅不散的夢魘，始終追隨著他。

這是他非正義攫取政權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可嘆中國的歷史、社會和人性，也不得不為這位自命為永樂皇帝的人的貪婪和權力慾，而付出沉重的代價。

什麼代價？只消看看朱棣在此後一生當中，怎樣竭盡所能，為維持其從來源處即沾染的洗刷不掉的巨大汙點的統治，做下哪些事，便一目瞭然。

難得心安

佛家以因果看人生。凡事，有因即有果，一切的果皆可到它的因上去求解。所以佛家勸人行善，不為惡。一旦作了惡，事情就會自動生成一種慣性，讓人越來越惡，即便想超拔也身不由己。

有人以為，做惡人是註定的，其實不然。有因一時一事作惡的人，但沒有永生永世情願作惡的人。人之所以作惡，說到底是受一種賭徒心理支配，對尋常、本分的生存不滿也不甘，希望比別人少費幾十倍的氣力或突然間暴得這樣那樣的大利益，於是，打破常規，去做平常人、規矩人不肯做或不敢做的事，這多半是孤注一擲，拋開通常的人性準則（道德、法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