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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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在？”
成祖曰：“彼自焚死。”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
成祖曰：“國賴長君【意指建文之子年幼不足立】。”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成祖曰：“此朕家事。”顧【示意】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
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
成祖怒，命磔諸市。｛41｝
方孝孺果然厲害。本來，朱棣擺出禮賢下士姿態，“降榻”親迎，口稱“先生”，很像一位賢明的君主。但方孝孺不吃這套，一意剝掉他的偽裝。朱棣因對方是大儒，主動投其所好，順帶也自我表現一下，說起了《周公輔成王》的故事。他實在萬不該說這個，不說還罷，一說，則讓方孝孺逮個正著。方孝孺抓住此話，就合法性問題向朱棣連連進攻，招招不離後腦勺，朱棣初還勉強抵擋，隨即左支右絀，終於辭窮，扔出一句“此朕家事”，放棄講理。
這場搶白，方孝孺不但明白地告訴朱棣：“你的所作所為，全都非法。”而且連提三問，每一問，都把朱棣逼到死角，讓那偽君子的面目大白於眾。本來，朱棣希望“轉化”方孝孺這麼一個士林領袖，以度過“合法性危機”。他讓方孝孺“草詔”，方若接受，則不啻承認了他皇帝身份的合法性；而方孝儒的威望，使這一承認比所草之詔的意義更為重大，勢將在朝野內外整個精英階層起到示範作用。然而，方孝孺不但拒絕效命，反就合法性這個最敏感的問題窮追不捨。
方孝孺的態度，讓朱棣山窮水盡。他已然認清，自己的行為不可能指望得到正統儒家官僚階層的接受與認可。於是，一方面，他難免惱怒至極而喪心病狂，另一方面，他確也只剩下一種選擇：運用暴力，去強化到手的權柄。
“磔”，是將犯人割肉離骨、斷肢體，再割斷咽喉的極刑。朱棣這樣處死一個讀書人，除了發洩極度的仇恨外，顯然還包含更冷血的目的，那就是恫嚇，希望可讓正統儒士膽寒。
這層目的，更由他的進一步措施得到驗證。
方孝孺自己被殺（時年四十六）不算，朱棣復詔“誅其九族”，說是“五服之親，盡皆滅戮”｛42｝。將與方孝孺血緣相近的親族全部殺光，朱棣猶“怒不已”，聞所未聞地“必欲誅十族”。
所謂“九族”，典出《尚書·堯典》“以親九族”。歷來經學家有不同解釋，一派認為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一派認為是從自己算起，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明清刑律服制圖則規定，直系親屬上推至四世高祖、下推至四世玄孫，另外再在旁系親屬中橫推至三從兄弟的範圍。不管怎樣界定，九族盡誅，一個人現有的親屬基本就一網打盡，殺無可殺了。饒是這樣，朱棣意猶未平，怎麼辦？他就破天荒地“將其朋友代為一族誅之”｛43｝，這樣湊成“十族”。
孝孺案總共殺掉多少人？黃佐的《革除遺事》記載有八百四十七人，李贄的《續藏書》記載有八百七十三人，略有差別，可能萬曆年間（李贄生活於此時）的研究者對罹難者又有新發現而使總數增加了二十九人。除直接死難者，受方案牽連被髮配、充軍的，又有千餘人；直到一百多年後，萬曆十三年三月，終於全部赦免被方案牽連流放各地者時，統計的人數仍達一千三百餘人。｛44｝
方孝孺以一人之“罪”，造成成百上千人陪死、落難，說明了三點：第一，朱棣確有嗜殺殘暴的稟性，比之乃父只過而無不及；第二，與方孝孺其人的特殊性有關，這種特殊性不單指他的政治地位，更源於他的精神影響力；第三，如此濫殺，遠遠超出了滿足報復快感之需要，不宜僅理解為一種非理性衝動，事實上它主要的效果，在於對暴力、權威的炫耀。朱棣既然不能以“德”服天下，就索性以最血腥的面目示人，開動其強大的國家專政機器，壓平其通往合法性權力道路上的一切障礙。
偽君子朱棣（14）
整個永樂元年，都是在血腥中度過的。方孝孺案象徵著大屠殺的開端。除方孝孺外，被以滅族滅門對待的，還有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大理寺卿胡閏、御史大夫景清、太常寺少卿盧原質、禮部右侍中黃觀、監察御史高翔等多人。每案均殺數百人。如黃子澄案，據參與《明史》寫作並主撰《成祖本紀》的朱彝尊說：“坐累死者，族子六十五人，外戚三百八十人。”｛45｝胡閏案，據《鄱陽郡志》所載，“其族棄市【處死而不許收屍】者二百十七人”，而累計連坐而死的人數，居然驚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