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第12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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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君子朱棣（12）

這種政治理性，經過一千多年來從漢儒董仲舒到宋儒程頤等的深入闡釋，到明代在士大夫心目中已根深蒂固、不容移易，構成他們對於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概念。

最典型的事件莫過於嘉靖初年那場極激烈的“大禮議”。當時正德皇帝朱厚照死去，無子，由興獻王世子朱厚熜入繼，成為嘉靖皇帝。他在當皇帝的第五天就下令討論生父興獻王的尊號問題，亦即想給父親追加皇帝名號，一下子引起非常複雜的倫理問題。根據禮法，作為入繼者，朱厚熜繼承皇位的同時，便自動以孝宗朱祐樘為父（朱厚熜與朱厚照同輩），現在提出給本生父上皇帝尊號，實際上就成為“繼統不繼嗣”。以我們今人的眼光，可能覺得這種問題無關痛癢，而在當時，卻事關皇帝權力由來是否合法的大節。於是由首輔楊廷和帶頭，滿朝士大夫奮起抗爭，雙方僵持三年之久，最後演變成“左順門事件”。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自尚書、侍郎至員外郎、主事、司務等二百二十位官員，以相當於現代靜坐示威的方式，跪伏在左順門外，務求皇帝納諫，嘉靖幾次傳旨令退去，皆不聽，仍跪伏喧呼。嘉靖帝大怒，出手鎮壓，除當即逮捕一百四十二人外，命四品以上八十六人戴罪聽候處理；七月十七日，命所有參與此事的四品以上官員奪去俸祿，五品以下俱處以廷杖，受廷杖者人數達一百八十餘人，其中，死於杖下者竟達十七人。

由“大禮議”我們清楚地看到，明朝一般儒家官僚心中對於“合法性”，持著怎樣的無法通融的極固執的態度。

朱厚熜是名正言順做皇帝的，他無非想捎帶著把自己的親生父親也引入皇帝行列中，尚且招致士大夫階層的一致抵制。那麼，身為顛覆者，憑仗武力推翻合法君主、奪取帝位的朱棣，將面臨怎樣困難的局面，就更可想而知。

南京被燕王控制以後，大多數忠於朱允炆的人選擇了棄官和逃亡，他們用這種辦法拒絕與篡權者合作，只有少數人轉至各地武裝抵抗，但很快都被撲滅。如果跟崇禎皇帝自盡後對滿清比較激烈的抵抗相比，這似乎顯得平淡。不過其中情形並不相同，明末抵抗是基於亡國之痛，而朱棣篡政說到底是朱姓王朝的“家事”，不合法歸不合法，江山終究沒有易手。對此，士大夫的祖師爺早就教導過：“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38｝“天下有道則見【現，指出來做官，參與政治】，無道則隱。”｛39｝“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40｝眼下的情況，大約就屬於“無道”罷。所以，跑掉，不合作，躲起來不做這個官，就夠了，就足以表明自己對時事的評價了。

此種局面，朱棣事先應該料得到，就不致措手不及。但他未曾料到，願意與之合作的人是那樣少；而且，除了皇室親貴———這批人因為朱允炆的削藩政策，早就站在朱棣這一邊———迎降隊伍中頭面人物寥寥無幾，部長級（尚書銜）只有一個茹瑺，副部級（侍郎）四位，以下都是中低階官員，反觀他先後兩次開列的“奸臣榜”，吏、戶、兵、刑、工、禮部尚書和太常卿、大理寺卿俱在其內，加上一堆侍郎，外帶一個皇帝首席顧問、知識分子領袖方孝孺。他更沒想到，在大局已定之後，這些人絕大多數仍堅持死硬立場，甚至他做足姿態、給足面子，對方仍不買賬。這時，他才真正意識到，攆走朱允炆、在肉體上消滅之是一碼事，為自己的行為找到“合法性”是另一碼事。

有跡象表明，最初，朱棣是渴望“合法性”的。他願意事情儘快步入正軌，從篡位者的陰影裡擺脫出來。

那個替他策劃了整個叛亂奪權計劃的智囊人物道衍和尚（姚廣孝），早就深謀遠慮地忠告過他：進入南京後，當務之急是搞定方孝孺。道理不言而喻：如果連方孝孺且為朱棣所用，以他在士林中的聲望，令儒家官僚集團接受既成事實，無疑將變得很容易。朱棣亦深知其意義，捉住方孝孺後，依姚廣孝之言，亟假以辭色，結果卻大失所望，進而惱羞成怒。《明史》對這一段的描寫，細膩可觀，如小說一般：

偽君子朱棣（13）

先是，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為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頷之。

至是欲使【方孝孺】草詔。召至，悲慟聲徹殿陛。

成祖降榻，勞【慰問】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

孝孺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