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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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從“彎弓射大雕”的豪氣一下子走向小偷小摸，連自己的親媽也不敢認了。他手忙腳亂地掩蓋真相，編造假話，就是可憐巴巴地向人間公信力低頭，指望靠“瞞”和“騙”，重新混到“好人”的行列裡來。可哪有這種好事？惡只能去除，不能洗刷；作了惡，只能老老實實去糾正，正義才可放過之，倘若想的是掩人耳目，用“瞞”和“騙”糊弄過去，便又陷於新的惡。人間的事情，就是這樣環環相扣。

對於作惡之人來說，朱棣是有關這類人必受懲罰的一個上佳例子。對於天下善良的人來說，朱棣一生走過的路，也適足給他們以做“好人”的信心和自豪感。從富且貴的角度看，朱棣已極人寰，但又怎樣呢？一輩子說著謊話，心驚肉跳地享受著偷來的東西，視給了自己生命的母親為羞辱———這樣的人，何嘗有片刻安寧？

據說，永樂年間南京最大的工程“大報恩寺”，即朱棣為撫平內心不安而下旨興建的。此工程極為浩大，動用人力十萬，自永樂十年（1412）開工，直到永樂二十二年（1424）朱棣死時仍未竣工。規格也高得很有些破例，朱棣明確批示大報恩寺“梵宇皆準大內式”，也就是說，這個佛教建築群可以享受皇宮的標準與規制。顯然，大報恩寺對朱棣是有特殊意義的，絕非普通的宗教建築。當時，對外美其名曰此寺之建是為報答太祖和馬皇后的養育之恩，但民間歷來的說法，都相信朱棣建這個東西，是出於對生母妃的贖罪心理，所以在當地人口中，大報恩寺的大雄寶殿不叫大雄寶殿，一直俗稱“妃殿”。｛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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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君子朱棣（18）

事情沒完，只剛剛開了個頭而已。

對朱棣，孟森先生有個概括，道是：“蓋篡弒之為大惡，欲濟其惡，必有倒行逆施之事。”｛62｝“欲濟其惡”四個字，是要害。惡，也是一種活潑潑、有生命的東西，就像病毒一樣，既頑強，又有驚人可怕的自我複製之能力。一旦啟用，它就瘋狂地繁衍生長，胃口越來越大，顯示出吞噬一切的難以滿足感。“欲濟其惡”，講的就是惡的那樣一種難以滿足感，或者說一種不可遏止的慣性，一種對能量充分釋放的需求。

西方中古世紀的浮士德傳說，用一個宗教故事告誡人，千萬不能被“魔鬼”誘惑、和它簽約，否則會永世沉淪———所謂“魔鬼”，其實是人內心的惡。對於朱棣來說，他不單受了“魔鬼”的誘惑，並且在協議書上簽字畫押，所以，他是無法擺脫它的糾纏的了。

惡之花一：精神戕害

古代中國的人文精神，遭受過兩次嚴重戕害。一次是秦始皇滅六國，建立第一個皇朝秦帝國。一次就是朱棣篡奪政權，自立為永樂皇帝。

秦滅六國，害怕各國人民懷念自己的文化歷史，或者乾脆是為了強行統一思想輿論，秦始皇就下令燒書，只留下實用技術類的書籍，其餘一概搜出燒掉。為防止沒有搜到而漏網的情形，又明令嚴申，絕對禁止流傳。這樣，秦以前的各國史書，除了秦自己的官方史，其餘統統被毀滅了；學術方面也一樣，除秦官方的博士官所掌圖書，凡是私人收藏的諸子書一概上交官府燒燬，下令三十天內不上交者，罰築長城四年（肯定會送命死掉）；聚談詩書者斬首，是古（六國）非今（秦王朝）者滅族；不准許民間辦學（私學），孔子以來形成的教育普及的好局面生生地被禁止，歷史倒退了好幾百年；人民求學以吏為師，換言之，教育以服務政治為目的，與自由的思想和學術絕緣……這些極端的文化專制措施，終結了此前何等燦爛多姿的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百家爭鳴”時代，而它自身造成的後果，更是接近於葬送文明———秦滅亡後，面臨著經典曠無的局面，許多年後，主要自漢武帝時代起，才靠著從廢墟中發現的當初有人冒著生命危險匿存下來的少量典籍，復經許多學者的艱辛整理、疏證，一點一滴、絲絲縷縷地重新續上文明之脈。漢代經學，之所以那樣發達，起因就在於秦對文明的毀滅。整個兩漢對於中國歷史，實有不亞於西方文藝復興的意義。偉大的學者從司馬遷、劉向到鄭玄，對中國文化實有再造之恩。饒是如此，中國歷史和文明雖萬幸未致湮滅，後遺症卻也相當嚴重。例如經學中的“今文學派”和“古文學派”之間打得一塌糊塗，耗去太多的精力和財力，直到清代仍脫不得身。

順帶說一下，秦朝其他的政治經濟措施，如車同軌、通水路、去險阻（平毀各地要塞）、統一幣制器具、以秦篆統一文字等，客觀上的作用雖然利於大一統國家的建立，但其主觀出發點，其實也是壓制人民、消解各種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