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第13部分 (第1/4頁)

：惡人必須遭到報應。這絕非徒然給好人無謂慰藉的宿命論，而是社會的自我保護機制；若非這機制，人類無法存在和發展到今天。怎麼報應？現實中許多善良守法的人往往很不平地指出，作惡之人幹了壞事，卻有權有勢、花天酒地，好處全都歸了他們。的確如此，我們常常看到醜惡之徒似乎比誰都活得好。但是大家卻不曾注意過，沒有一個壞人能夠終止作惡，撈一把然後安享所得，過一種從外在到內心都是體面人的生活，相反，他們要不斷作惡，一天都不能停歇，用新的作惡來維持他們不正當得來的一切。這實際上是違揹他們最初願望的。作惡之後，人最想要的是安全。比方說，一個入室竊賊，被人發現，如有可以安全逃竄的機會，他一定選擇逃竄；但往往得不到這樣的機會，遭竊的事主或出於本能，或出於氣憤，總會想阻止他逃掉，這時，竊賊極可能作下更大的惡，例如殺掉事主———他為什麼這樣做呢？分析一下，結論是很令人吃驚的：他是為了安全，為了掩蓋自己的罪惡！一個入室竊賊如此，一個攔路搶劫者，或實施強姦者，或一個貪墨弄權者，莫不如此。所以，作惡有自己的連鎖效應，如滾雪球。大多數作惡之人，開始都想得很好，一旦得逞，就罷手不幹，帶著作惡的成果悄悄過好日子去。但天底下豈有這等美事？惡無法指望善的蔭護的羽翼，惡只能尋求惡的保護。人一旦作下惡，就只好加大作惡的力度來保全自己，用大惡來化解小惡的危險。受賄一百萬的人，一定會繼續收賄並且同時變成行賄者，收更多的錢，來收買跟他一樣的同類，巴不得身邊的人都變得跟他一樣壞，這樣他就安全了；於是，三百萬、五百萬、一千萬……越陷越深，越走越遠，唯其如此他才能將那最初的一百萬帶給自己的危險處境對付過去。很多人以為這是這些作惡之人慾壑難填，實則他們更多的倒是自有苦衷，身不由己。一個人只要作了惡，就會永受這種懲罰，罰他們不得停歇地把惡一直做下去，最初的恐懼被無限放大，一輩子活在惶惶不可終日的感受中。不管表面上看去怎樣作威作福，他們心裡卻清楚得很：這不是人過的日子。今天那些貪黷的大官，被挖出來後，當著攝像機鏡頭一個個痛哭流涕、悔不當初，很多人覺得是做戲，我卻認為這是他們內心感受的真切流露，因為那的確不是人過的日子。人類社會為了能夠健康有序地延續下去，終究不會，也不能給這種人好日子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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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君子朱棣（16）

眼下，這位永樂大帝朱棣先生，也活在作惡後的恐懼中，也不能忍受夢魘般的糾纏。他也跟每個成功得手的歹徒一樣，特別希望“從良”，回到社會公信的尺度中來，做個有名譽的人，讓他的非法所得被人看成正當的、他理該得到的一份。

一些事，袒露了他內心的不自信———或者———也是屈服。

先焚燬歷史，然後偽造歷史。朱彝尊講過一句話：“蓋革除年事，多不足信。”｛53｝為什麼？禁燬甚嚴，又大加篡改，致使真相大多湮沒。《明史·王艮傳》提及：“後成祖出建文時群臣封事千餘通，令縉等遍閱，事涉兵農錢穀者留之，諸言語干犯及他，一切皆焚燬。”｛54｝“封事”就是奏摺。“縉”即建文舊臣解縉，他歸附朱棣後受到重用。就是說，朱棣向那些歸附他的建文舊臣出示這一千多件奏摺，除議論國防、農業和財政的以外，統統燒掉。他是極偽詐的人，表面上用這一手來釋放那些歸附者的不安，實際目的卻是徹底消滅一切不利於自己的言論和材料，一石二鳥。他以為，把過去留下來的一切這類關於他的議論，抹除乾淨，就可以給自己樹立一個正面形象，堂堂皇皇享受所竊據的位子。

這樣的“形象工程”還包括：嚴禁民間自由談論或書寫建文朝這段歷史———他的說法是“懷疑怨謗”，犯此罪者，“事發族滅”｛55｝，將處以最高的懲治。這可不是說著玩兒嚇唬人的。有個叫葉惠仲的文人，就受到了這種懲治，“永樂元年，坐直書‘靖難’事，族誅”｛56｝。

將真相的傳播加以禁止以後，還需要再編造假話。永樂年間重修《太祖實錄》，只修一次不夠，又修了第二次，才算比較滿意。明代諸帝實錄，均由繼任者負責修定前任的事蹟，朱允炆已經修過《太祖實錄》，但朱允炆搞的東西，自然靠不住，必須重來。目的有兩個：一是把所有有利於朱允炆的記述刪減乾淨，二是新增直至杜撰對朱棣塗脂抹粉的內容。當然還有一點，由他朱棣來修《太祖實錄》，等於否認朱允炆是朱元璋的合法繼承人。兩次重修後的《太祖實錄》，朱允炆被批判為數典忘祖、奸惡濁亂；實在不能醜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