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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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卻真正把皇帝當出了個性，當出了特色。翻一翻《世宗實錄》，前半部分充斥著繁文縟節的敘述，今天主持這個儀式，明天討論那個禮數。罔論鉅細，津津樂道，不厭其煩。

嘉靖以九五之尊，對探究儒家經典理論表現出濃厚的專業的興趣，是完全超出實際需要的，令人疑心關於此事他是否陷於某種程度的自我強迫症。我們試圖認知此事，而有如下解讀。

歸根到底，時勢使然。到明代，儒學和儒教真正形成一種泰山壓頂之勢，它的整套思想和禮儀制度確實成為籠罩一切的權威。過去，一般以為漢武帝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言後，儒家即居於帝權時代中國思想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但事實與此相差很遠。漢代儒學盛極一時，漢以後，三國、兩晉、南北朝以降，而迄隋、唐、五代，這漫長的時間裡儒教和經學不僅談不上獨尊，不少時候還處在釋、道之下。這情形，錢穆先生在《朱子學提綱》的《三國兩晉至唐五代的儒學流變》一節中，講述非常清楚。例如他告訴我們，在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朝代唐朝，儒家地位其實是很可憐的：

下至唐代，雖仍是儒釋道三足並峙，而實際上，佛教已成一枝獨秀。……在唐代人觀念中，從事政治，實遠不如漢儒所想之崇高而偉大。漢儒一心所尊，曰周公，曰孔子，六經遠有崇高之地位。唐代人心之所尊向，非釋迦，則禪宗諸祖師。周公孔子，轉退屬次一等，則經學又何從而獲盛。｛43｝

漢亡之後，越七八百年，儒家、儒學、儒教才在宋代重拾升勢。宋是儒學振興的時代，大師輩出，理論和實踐都呈現出高蹈態勢，所以有人將宋代喻為“中國的文藝復興”。而這勢頭，卻旋因蒙古人的入主而受阻。和後來的滿清政權不同，蒙元政權不屑於採納中國正統文化，他們索性連科舉亦予停辦。不過，蒙古人的行狀也許正好發生一種激勵作用。在將他們逐還北漠之後，勝利者朱元璋頗以民族英雄和中華傳統復興者自居（這種情緒甚至令他在為首都選址時也首先考慮汴梁，唯因其地勢無險可守才悻然放棄）。於是，宋儒開創奠基於前，明人踵繼於後，儒家倫理真正推而廣之，遍及和深入到社會生活和思想學術的方方面面，自此權威牢不可破，其餘一概成為異端。

明代士風，是歷史上儒化最充分和最徹底者（清代士大夫繼承了這個衣缽）。明代的帝王，也是歷史上這類人中受儒家倫理約束最重的一群（清代全盤接受明制，因此也延續了這種歷史）。先前歷代君主，不僅多有崇信佛道者，而且公然用自己的個人信仰影響舉國的價值取向。反觀明代，個人精神世界偏離儒家的帝王原就很少，偶爾出現一兩個，如正德惑於番教、嘉靖沉溺道教，最終也把這興趣限於私人範圍內，無法將它擴大成國家風尚，來取代或削弱儒家的思想統治。

所以，明代帶有中國帝制晚期階段的典型特徵：價值觀、精神生活、思想意識形態趨於定型。它一方面表現為僵化，另一方面卻也表現為制度化———無人能夠超乎或凌駕於這種業已成為政治體制有機組成部分的意識形態之上。

在此背景下來看“大禮議”，我們感到，意外地很有趣味。

你會發現，它根本不可能出現在別的朝代。掰著指頭數數，不曾有哪個朝代為著這樣一件虛頭滑腦的事，傾朝相爭，君臣反目，搞到性命交關的地步。雖然楊廷和們引經據典，找了一些例子，當做“故事”，好像這種事件古已有之。其實都有很大區別。

漢成帝以定陶王為太子之事，波瀾不興，平穩過渡，根本沒有形成激烈的“路線鬥爭”。宋英宗的故事倒很是熱鬧（宋代，正是中國帝權晚期形態的開始），朝臣名儒也分做兩派。不過比較一下，我們卻能找出英宗的故事與“大禮議”的重大不同來。前者熱鬧歸熱鬧，皇帝的處境卻並不艱難，英宗並未費太多周折，就把事情輕鬆搞定。

嘉靖截然不同，自他從安陸啟程前來就皇帝位，到嘉靖三年九月最終取得以興獻王為皇考的勝利，耗時整三年，使盡了吃奶的氣力。其間，起起伏伏、委曲求全、柳暗花明之狀，一言難盡。嘉靖哭過、辭職過，甚至派宦官秘密地造訪重臣，走後門，說好話，連他老媽蔣氏也上陣參與，親自出演一幕頗富市井風味的“坐地泡”。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嘉靖母子孤掌難鳴，雖然漸漸出現了張璁、桂萼等繼統派，但嚴格說來北京朝中百官幾乎一邊倒全部站在他的對立面，處境相當孤立，直到最後，還引發“請願”、“靜坐”、“示威”，靠打屁股、搭了十幾條人命的暴力鎮壓手段才擺平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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