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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萬歲，陛下（19）
所有這一切，顯示了明代思想環境、政治環境都發生了重大改變。隨著帝權進入晚期形態，整個社會的基本面越來越保守，而制度則在趨於僵化的同時也越來越發展成一種超穩定機制，創造力的空間固然縮小了，但君主的權力空間也同時受到擠壓。
嘉靖的遭遇，放到以往帝權環境下考量，似乎都是難以想象的。其實不光他，早在正德身上我們已經看見了來自禮制對於帝權的強大掣肘作用，甚至他們最“雄邁”的二祖朱元璋和朱棣，也不得不鑽入儒家倫理做一個“套中人”。明代政治最奇特怪異的情形在於，一方面，從朱元璋起就努力地試圖將權力全部集中在君主手中，撤中書省，罷相，令明代成為第一個名義上不設政府首腦的朝代，可另一方面，透視整個明代歷史，恰恰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說“朝廷的主動部分實為百官臣僚之集團而不是君主”｛44｝，儒家倫理代言人計程車大夫階層，因為掌握了意識形態領導權，從而在相當程度上使君主的意志，籠罩於他們的道德評判之下。
儒家官僚價值體系，在明代社會政治中的權重越來越大，以至於士大夫們儼然以合法性的標尺和捍衛者自居———這是一種明代特色。我們都還記得，當年朱棣以謀篡上臺時承受了怎樣沉重的壓力，遭遇了怎樣堅決的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