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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外蒙古及西藏各選派五人，青海選派一人組成。選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當時，各省諮議局紛紛改成了省議會，由省議會選出參議員。結果，在新選出的參議員中，同盟會員的比例大大減少了，新組織的共和黨和其他派系的人員大大增加了。據統計，新的參議院中，在5月中旬到會的89人中，同盟會33席，共和黨26席，統一共和黨13席，共和建設討論會6席，其餘11席無黨派。同盟會雖然仍是參議院的第一大黨，但已不佔絕對多數。
1912年4月29日，參議院在北京召開了隆重的遷京後的開院儀式。國務總理唐紹儀、各部總長、中外來賓都出席觀禮。臨時大總統袁世凱親自蒞臨參議院發表宣言。這是袁世凱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到參議院和議員見面。他對議會權力的尊重也就可想而知了。袁世凱強調要維持秩序，發展經濟，從實際情況出發，進行建設和施政。也就是承認了革命後的現狀。袁世凱的方針得到參議院的贊同和歡迎。但參議院也強調了自己監督行政機關的職責，表示不會迎合行政當局敷衍了事，不會無所作為，不會採取消極態度，希望立法、行政機關通力合作，挽救國家危機。這也表明當時議員的革命性格。
由於參議員已經改選，組織方式也有所變化，新舊參議員甚至出現交叉出席的不規範狀況。共和黨方面於是攻擊同盟會霸佔議長席位，要求改選，理由相當充分。5月1日，參議院改選了議長。由於共和黨和統一共和黨在議會中的合作，同盟會的候選人竟然落選了，由統一共和黨的吳景濂（前清奉天諮議局長）和共和建設討論會的湯化龍（前清湖北諮議局長）當選為正、副議長。於是，同盟會在參議院中處於弱勢地位。
民國元年司法獨立的問題，改革比較滯後，只有一個原則認識，但立法權和行政權分立的體制已經明確。中國共和制度的實驗正式開始，《臨時約法》也就是共和制度的一個實驗性法規，在今後的歲月中，它會受到什麼樣的衝擊，經受什麼樣的考驗？這是我們需要關注的大問題。
2．大借款風波（1）
誰都知道，列強在華勢力對中國政局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北京的東交民巷，北京到山海關鐵路沿線，都駐有列強的軍隊。但列強在辛亥革命過程中沒有采取直接干涉的政策，而是採取了金融中立的政策。別小看了這個政策，它很有效地制約著辛亥革命的程序。孫中山在南京臨時政府時，曾向日本方面接洽借款，經過英國向日本交涉，這筆借款就被打消了。當然，列強也沒有借錢給清政府，南方和北方大家都沒有錢，也就別打仗了，和平妥協也就順理成章。
南北和談成功後，清帝退位，但民國政府仍然沒有錢。唐紹儀已經準備出任國務總理，成立新政府也需要錢，就向銀行團接洽借款。
前清的時候，英、法、德、美四國組有四國銀行團，以壟斷對華貸款。列強為了在華的共同利益，四國正在和俄、日兩國接洽，組成六國銀行團。俄國外交當局認為，為了國家利益，俄國的銀行不應該為了銀行的利益損害國家利益，不贊成俄國銀行與四國銀行團競爭對華借款。英國外交當局認為，要運用金融手段幫助中國克服“無政府”狀態，而對中國局勢施加影響的方法，就是控制中國的國庫。中國還欠著列強一大筆錢，先別說借不借錢給中國，要不要中國還債，主動權也在列強手裡。中國政府只有借錢，才能還債。這是當時中國財政的破產狀況。列強正在商量組成六國銀行團，把對華貸款的決定權控制在六國公使手裡。貸款的性質完全是政治性的。以英國為首的列強，一方面希望中國政局趨於平穩，一方面又不願意看到中國強大起來。因此，借款的動機只是幫助袁世凱穩定政局，決不讓中國政府借錢來發展經濟，俄國人更不願意看到中國政府把借來的錢用在對付俄國在外蒙的擴張活動。
唐紹儀在革命意識高漲的形勢下，力圖貫徹與前清不同的政策，謀求國家的富強。新政權總該有新意識、新氣象。他在和西方銀行家接洽時，就按照國際慣例，利用外國銀行之間的競爭，來爭取條件優惠的借款，誰的條件優惠，我就向誰借錢，希望打破四國銀行團對華借款的壟斷地位。他一方面與華比銀行（比利時和俄國背景）談判1000萬英鎊借款，一方面又與四國銀行團秘密商談。清政府向四國銀行團借有一筆1000萬英鎊的幣制實業借款，革命後停止支付，他希望銀行團繼續支付。但考慮到1000萬英鎊難以滿足中國方面財政善後的需要，因此，希望有一筆鉅額的6000萬英鎊的善後大借款。這筆借款數量很大，折成銀元大約是6億元，如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