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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的中國軍隊打仗，而主要是同李鴻章的北洋軍隊打仗，李並不能調動和指揮全國兵馬。清廷威望尚存的時候，中國軍隊已經如此，現在革命之後，南方軍隊與袁世凱毫無淵源關係，袁世凱焉能指揮？如何消解與自己對抗的南方軍隊，是袁世凱的一塊心病，需要精心部署。當時，為了安撫南方軍隊，袁世凱於3月31日任命黃興為南京留守，但他的任務是整理和裁遣南方軍隊，任務完成即告結束。也就是利用革命黨人政治上比較消極的心態，讓南方軍隊自行消解。
唐內閣成立後，孫中山即於1912年4月1日向臨時參議院宣佈解職，南京臨時政府宣告結束，南北統一的中華民國政府宣告誕生。當時，可不是我們後來的歷史學家所說的辛亥革命失敗，正好相反，全國都在為革命的勝利、國家的統一、戰爭的結束而歡呼。孫中山在解職演說中興奮地說：“三月以來，南北統一，戰事告終，造成完全無缺之中華民國，此皆中國國民及全國軍人之力所致。在本總統受職之初，亦不料有此種之好結果，亦不料以極短之時間，而能建立如此之大事業。”人們對未來充滿著希望。當然，話雖然那樣說，孫中山的內心其實充滿著矛盾。
但是，唐內閣的起步並不順利。首先是宋教仁對自己的地位不滿意。他剛到而立之年（30歲），年紀不大，卻雄心萬丈，把一個農林總長的職務都看小了。我們從他的日記中，看到的都是生活、學習的瑣事，看不出他有多大的超人的天才，學養也很有限（我們在後面還要介紹他在日本的留學生活），怎麼就把世界都看扁了？當時孫中山願意到社會上去從事教育和經濟建設的工作，宋教仁可看不起這些小事。他後來寫信給武昌首義的領袖孫武，發牢騷說：我這次擔任政府職務，分配負責農業，現在國家非常危急，根本問題一時解決不了，著急的是要處理當前問題，我這個職務要發揮作用太緩慢了，不是我所期望的。可見，當時革命的年輕人在國家危機面前，有一股躁急的心理。因此，宋教仁再三向唐紹儀呈請辭職。熊希齡鑑於財政問題十分困難，唐內閣派系複雜，容易引起糾紛，也再三要求辭職。同時，因為北方發生過兵變，北方軍隊同南方軍隊畢竟進行過戰鬥，南方國務員北上還有一個安全問題，南方要求派兵護送國務員北上，真是節外生枝。因此，在南方的內閣成員遲遲沒有動身前往北京。袁世凱、唐紹儀等各方面人士都紛紛出面勸他們要顧全大局，擔任國務。黎副總統也一而再、再而三地發電報，勸告國務員儘速北上，這些電報陳述了國內外面臨的嚴重危險，感情深切，簡直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寫出來的。他還擔保說，如果你們北上遭到危險，“請罪元洪以謝諸公”。簡直是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來作擔保了。黎元洪的這些駢儷文字，大多是他的秘書饒漢祥寫出來的。其中有的段落比較好懂，示例錄下，以見一斑，僅供願意欣賞古文的讀者一閱：
1．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4）
竊謂一髮千鈞，事機危迫，群策群力，尚難圖存。若一部缺席，則顓司之職既不成立，連帶之責也不完全。險象環生，莫可究詰。而況各部之虛懸乎？諸公必以滅種為旁觀，以覆邦為快事，則元洪惟垂手待斃，夫復何言！若肯垂憐昆弟，顧念子孫，振已死之人心，扶初生之國脈，即請查照前電，在京總長，先行籌辦，在南總長，輕騎減從，迅速啟行。如其冒昧直前，致遭危險，請罪元洪以謝諸公，如其擁兵自衛，致啟禍端，亦當罪諸公以謝天下。倘五日以外，猶事稽延，則是諸公甘棄我民國也。
在輿論的壓力下，黃興再次作了讓步，放棄了派兵北上的計劃。國務員們也只好勉為其難，輕車簡從，前往北京。當時，津浦鐵路還沒有通車，4月15日晚，唐紹儀和蔡元培、宋教仁以及部分參議員一起在上海乘招商局的“新昌”號輪船前往天津。20日，由天津乘專車到達北京。袁世凱派出了大批軍警進行戒備，以確保國務員的安全。車站上旗幟招展，軍樂齊鳴，內務總長趙秉鈞，以及總統府特派代表和各界人士都到車站隆重歡迎。翌日，國務院即宣告成立。隨後，因事滯留在南方的其他國務員也陸續到達北京就職，只有陳其美沒有去，讓王正廷代理他的職務。
行政機關北遷後，立法機關也隨之北遷。1912年4月4日，臨時參議院議決自8日起休會。不過，南京臨時參議院的議員是由17省革命的都督府選派的，已經跟不上形勢的發展，現在全國已經共和，戰爭已經停止，當然需要改選。南京參議院的議員同盟會員佔了多數，因而被反對派攻擊為官派議員。新的議員根據《臨時約法》的規定，由各行省、內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