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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2002年在《紐約時報》發表了題為《一個腐朽的制度》的文章。他指出，安然公司的崩潰不只是一個公司垮臺的問題，它是一個制度的腐朽，包括現代會計制度、獨立審計師制度、證券和金融市場制度，以及禁止內部關聯交易的規定。安然事件表明，這一制度已經腐朽了。5
在另一家著名的上市企業——世界通訊公司的醜聞案裡，那個事發後非常有名的首席財務執行官蘇利文在出事的最後幾年甚至直接向屬下發出指示，修改財務報表，以迎合華爾街財務分析師的預期，和以前向市場提供的贏利預期一致。這是直截了當地製造贏利的手段，他甚至不需要費力氣像安然公司那樣成立幾千家有特殊目的實體公司，而是赤裸裸地造假。華爾街對其有什麼樣的盈利預期，他就編出什麼樣的報表。在各個下屬會計部門向他索要修改會計報表的原始憑證時，他的回應往往是這些指令來自高層和他本人的意願。於是那些經驗豐富又有專業修養的中層財務人員雖然知道這個指令違背了公認的會計準則，觸犯了法律，但為了保持自己的職位，他們還是一起參與了造假。
在垮掉前的最後兩年，世界通訊公司向外公佈財務報告的每股盈利都是參照華爾街金融分析師的預期編制的，以便給市場上的投資者一個經營狀況良好、財務穩定的持之以恆的信用錯覺。
美國證券監督委員會前主席亞瑟·李維特（Arthur Levitt）在這些世紀大案爆發前幾年的1999年一次講演中說：“我們看到的是功能失調的關係——分析師（指金融和證券的分析師）‘確切地’估計公司的盈利，而又嚴重依賴公司的‘點撥’，公司報告則迎合這個估計一致的盈利預期。”6他這話的意思是講，在上市公司的誤導或者是誘導下，資本市場上的證券分析師們與上市企業管理者妥協，進而與他們相互勾結，認可後者提供的資訊，分析師甚至與企業串通一氣；向金融市場發出虛假的投資訊號。
2000年春天紐約股市崩潰和以後長時期的低迷，使這些本來還可以繼續的騙局一一曝光。否則的話，人們可能仍然認為美國資本市場的機制是完美無缺的。
美國經濟發展到了今天，過度膨脹的金融資本幾乎成了社會發展的唯一激勵方式，也支配了社會再生產的其他環節，使得生產、消費、流通與分配之間失去了合理的制衡。上市企業經營者們最重要的考量不是企業的長期發展，而是保持股價不斷地上漲，讓投資者滿意。做不到這一點的話，上市公司就有編造虛假經營業績、矇混市場的衝動。
在自由經濟下，追求企業利潤與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被認為是生產力發展的原動力，利益驅動成為資本市場所有參與者的力量來源。但是美國資本市場發展到現在，企業和個人利益最大化這個目標被簡單地詮釋為股價的上漲。而美國企業資金又是主要靠公開發行股票而不是靠透過銀行借貸募集的。公司一旦上市後，投資者不斷買進賣出股票，股東既小又分散，還不斷流動和變化著。小股東們當然並不在意公司長遠的經營目標，他們只從股價的高低和現金流量來判斷企業的好壞，以便做出是否投資的決定。安然公司和世界通訊公司都是靠憑空捏造的現金流粉飾財務報表，進而維持股價高位的。
儘管美國有幾十年監管資本市場的經驗，它的資本市場已被世人認為是全球最完善和最安全的，但是具有美國特色的股票文化仍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這種迎合華爾街分析師盈利預期的現象，在美國學術界激烈的討論中被形象地描繪成“到底是狗搖尾巴還是尾巴搖狗”？也就是說究竟是由上市公司獨立制定和實施經營戰略，再由華爾街的財務分析師透過行業分析對這些經營狀況進行評估，從而形成贏利預期的報告，還是由上市公司根據華爾街的贏利預期來制定和實施經營戰略 。7前者是上市企業應該遵循的正常行為方式，後者就真是“尾巴搖狗”了。
美國資本市場“尾巴搖狗”的現象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隨著紐約股市奇蹟般地攀升，問題已經相當嚴重。世界通訊公司只是例子之一，只是因為它太大了，在強盛時給投資人帶來的利潤大，在垮臺時給投資人帶來的損失大，所以才這麼著名。
如果市場上的小投資人是盲目的，那董事會呢？世界通訊公司事發之後，人們發現從1999年至2002年中期，這家公司董事會的所有決議都是一致透過的，從沒有出現過董事對公司財務情況提出不同意見。也就是說，所有董事都被矇蔽了，或者說所有董事都根本沒有履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