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記憶:老三屆新三級

第35部分 (第2/4頁)

我一生都不會忘記，1978年10月那個去山東師大報到的日子：國慶節後的泉城秋高氣爽，自己的心情也如同那午後的陽光一樣燦爛。手持《大學錄取通知書》的我自有一種與眾不同的優越感，一路上，彷彿所有的路人都在向自己行注目禮……那是一種從未有過的無比自豪的*。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11）

恢復高考初期的校園生活，充實且洋溢著勃勃生機。那時給我們上課的教授幾乎都是山東、乃至全國的名師：秦漢史專家安祚章、美國史專家劉祚昌、中國近代史專家胡濱……一批史學名流大家雲集山師歷史系傳道授業，讓我們這些闖過“獨木橋”的莘莘學子受益匪淺。歷史系的課程密度大，各門專業課的筆記量更是大得出奇。幾乎每次上課都如同速記大賽，偌大的教室一片“沙沙”的書寫聲，我常常在猛記上千字後抬頭望黑板時眼前茫然一片模糊，許久方能看清老師板書的字跡。至今我都清楚地記得：入學報到時才買的新鋼筆因“不堪重負”，剛上到大學三年級便用禿了筆尖、摔壞了筆桿，不得不更換一支新筆。

當時的校園文化生活既純樸，又高雅。我因自幼愛好唱歌，因此，男聲獨唱便成為大學和系裡文藝演出的保留節目，幾乎場場必到。久而久之，我便被同學們親切的稱之為“胡松華的弟弟。”當年我登臺演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北國之春》等歌曲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記憶猶新。今天，每當我聽到這些熟悉的旋律，便會油然想起那個激情燃燒的難忘歲月。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學中“天之驕子”們的物質生活之艱苦，恐怕是今天的大學生們難以想象的。由於國家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山師大的食堂晚六點下班後校園內便買不到任何食品了。在我的記憶中，食堂晚餐的主菜似乎永遠是大白菜熬粉條加醬油，多鹽少油難以下嚥，晚自習時總是餓肚子。而學校每月區區元的伙食費；讓人根本不敢奢望外出下飯館、開洋葷。為了解決晚間的飢餓問題，我只有在晚餐時多買一個大饅頭，再買一分錢的粗鹹菜夾在其中（有時買2分錢的鹹菜已很“奢侈”了。）放在書包裡……因為當時根本沒有食品袋，只好放進洗淨了的“白貓”洗衣粉袋中，去鍋爐房打上一瓶開水後，便到教學樓找一間清靜、適宜的教室坐下看書自習。每晚九點多飢腸轆轆之時，便取出涼饅頭、就著開水充飢。此時，我感覺那饅頭夾鹹菜的口感，似乎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品之一。這段“清貧苦讀”的親身經歷，我曾多次在課堂上向自己的學生敘述，以此勉勵他們珍惜今天、發奮學習。有趣的是，每當我講到這段往事時，即使是上百人的階梯教室都出奇地寧靜，學生們睜大了眼睛，一臉虔誠，彷彿是在聆聽一段古老的傳說。

畢業前夕，所有師範院校的學生都有一段教學實習。說起我的畢業實習，還真有一段“特殊的閱歷”。

1981年10月中旬，我和幾位同學被安排在當時泉城小有名氣的濟南二中，給初中生上中國歷史課，誰知於不經意之中給後來大名鼎鼎的電影明星鞏俐當了一回老師。如今細細想來，大約是實習兩週之後，我發現所教初二年級中有一位秀麗端莊、大眼睛的女孩子，在全校上千名衣著款式單一的學生當中，她並無什麼特別之處（當時並無統一校服，全國人民不分男女老少衣著均以藍灰等冷色調為主）。然而，她的名字似乎有些獨特……鞏俐。聽二中的老師講，鞏俐平日愛好文藝，父親是位山東大學教師，但其各門文化課成績平平。正因如此，在一個多月的實習中，這名普普通通的女學生並未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數年之後，當幾經周折考上中央戲劇學院的鞏俐憑藉其在《紅高粱》中的不俗演技聲名鵲起之後，透過媒體關於“鞏俐出身于山東大學一個教師家庭，80年代中期畢業於濟南二中”的報道，我才猛然想起，自己竟然與這位而今蜚聲中外的電影明星在濟南二中有過一段師生關係。這段“特殊的閱歷”，也令身為大學教師的我，在此後數十年的教學生涯中，對關於青少年“天賦與潛質”的問題多了些許真切的感悟。

時至於今，我還經常在假想：倘若沒有*30年前果斷決策，及時恢復高考，沒有他毅然領導億萬中國人民實行改革開放，也許包括我在內的大批有志青年至今仍默默無聞地在工廠或農村裡當工人和農民；也許包括張藝謀、鞏俐在內的大批人才，至今仍被湮沒在茫茫人海之中不為人知……果真如此，今天的中國社會該是怎樣的情形？今天中國的國際地位又當如何？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