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記憶:老三屆新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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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因複習時間過長而睡眠不足，夜班操作鑽床時，我一走神不慎將貴重的精密模具弄壞了，導致磨床某種零件的機加工停產半天，受到師傅和班組長的批評，我的心裡難過極了。轉眼“五一”將至，正在自己焦慮和彷徨之際，一天工間休息時同車間的一位老大哥以樂觀的口吻鼓勵我馬上轉考文科。

回首往事，當年多虧這位老技校畢業生的明智教誨。轉向文科後，對我來說真可謂“揚長避短”：除數學這一弱項外，文史、政治、地理等我均可在父親的指點下靠自學複習。令人難忘的是，在1978年高考前我得到了黨的早期領導人……李立三的秘書謝芬桂先生悉心指點。謝先生早年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建國初期曾在政務院擔任勞動部部長李立三的秘書多年，後因李立三的“歷史問題”被貶至我廠工作。他學識淵博、待人真誠，多次熱情地幫我審改作文，一有空就在其庫房辦公室或家中教我如何改病句、讀好書，儼然是一位慈祥的長者在輔導孩子的功課。1977年的高考結束之後，他告訴我：其子謝伯陽在首都一家工廠和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同時考上了北京師範學院（今天的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以及一些高考成功的經驗。這些訊息和經驗對處於迷茫之中轉而報考文科的我來說，真是莫大的鼓舞和幫助（謝伯陽現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劉源現任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政委）。由此，我們兩家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10）

當年家長對待孩子的高考，全然不像今天這般重視。記得在我1978年7月參加高考之時，父母根本不在身邊陪伴：父親在此前幾天，已隨濟南軍區師以上幹部參觀團赴京參觀新落成的毛主席紀念堂去了；母親作為醫院科室負責人，每天早早地趕往辦公室。與1977年的高考一樣，1978年我依然是隻身趕赴考場。雖然沒有上過一天高考補習班，但因有備而來，卻多了幾分沉著和坦然。幾天考下來，除數學之外，政治、語文、歷史、地理四門除個別題外，解題基本上順利，似乎都算發揮正常。然而有“前車之鑑”，在高考成績公佈之前，我的心中一直忐忑不安。

回廠上班大約一個月後，我無比興奮地查到了自己的高考成績：總分336分，除數學僅考了38分外，語文、政治、歷史、地理四科均在70分以上，其中地理分數最高，歷史次之。1978年在山東省，310分以上便可以上本科院校。這個成績表明：我終於將在1978年秋天成為一名令人羨慕的大學生了！

1978年9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我和往常一樣正在車間工作。似乎已經有一點預感，心情特別愉快。大約九十點鐘，忽然有人大聲地喊我快去厂部取通知，說有好訊息。“肯定是《大學錄取通知書》到了！”我極度興奮，連蹦帶跑、氣喘吁吁地趕到厂部二樓的辦公室。在我從領導手中接過那份裝在普通牛皮紙信封內的《錄取通知》之前，並不知道自己究竟考上哪所大學。當我展開《錄取通知》，確信自己已被山東省第二大高校……山東師範大學歷史系錄取為本科生之時，激動得手有些顫抖。這一年，在1000餘人的濟南第六機床廠只有兩個人考上了大學（另一位“老三屆”考上了山東建工學院）。廠裡特意在廠門口醒目位置張貼了大紅喜報，以示慶賀。

令人欣喜的是，幾天之後我和父母又接到了大哥在蘇北泰興考上揚州醫專的喜訊。一連數日，全家沉浸在無比的喜悅之中。在當年高考錄取率不足7％的情況下，誰家能考上一個大專生已是十分榮耀，而我們家竟然一下子出了兩名大學生！這條獨一無二的新聞，當年在濟南軍區政治部宿舍的大院裡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一時被傳為佳話（據《黨的文獻》披露：1978年夏，全國共有610萬名考生參加高考，錄取本、專科新生萬人。錄取率為）。

我深知，自己將要告別工作了近兩年的工廠和鑽床，告別兩年來朝夕相處的師傅和工友。於是在秋日一個豔陽高照的中午，請了一位懂攝影的大學生為我在操作了近兩年的大型搖臂鑽前拍下了這張有特殊意義的照片，作為自己一生的珍貴紀念。我明白：自己的人生即將伴隨祖國和時代的鉅變，掀開嶄新的一頁。此時的我，剛剛度過21週歲生日。

五 激情燃燒的大學歲月

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已經歷了許許多多個四年。然而四年的大學生涯，對我來說應該是最重要、最難忘懷的日子。正是這四年的高等教育，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正是這四年的高等教育，為我日後成長為一名教書育人的大學教授打下了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