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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巫祠供養，一旦這種關係中斷，巫祠立即解體。政權不是這樣，政權在它的權力所及的範圍內具有組織社會的能力。它能夠支配一個群體產生統一的行為，生產的行為和其它的行為。
政權，特別是氏族政權是消耗積累的主要形式，氏族政權能夠將積累集中起來，加以支配（消耗）。這也是氏族政權與巫祠的重要區別。積累的集中，在今天以稅收為主要形式，在皇帝時代以地租為主要形式，在氏族政權時代，地租和稅收都不能實行，氏族政權對積累的集中表現為對依附勞動的組織和對依附氏族的徵貢。
對於氏族政權的起源不見有書討論，這個問題對於認識古中華社會十分重要，實際上，氏族政權緊緊地與社會的生產相聯絡。政權的強弱興衰由生產所產生的積累決定，而不是其它。這一點與後來的政權不同。
人工的生產大約從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已經確立，不同的地區有先後，這由食物的來源決定。食物來源較充分的地區（氏族），人工的生產要晚，人口稠密的地區要早。氏族人不懂得生產致富的道理，只有飢餓的逼迫才是生產的開始。這個時期的生產組織者或者叫做生產氏族的首領自然談不上政權。說原始社會共同勞動，共同分配，大約指的是這個時期。這是個極其艱苦的時期，一定不是如今天這樣的農業技術，如今天這樣的生豬飼養場。在初期的千年的時間裡，在對人工生產的摸索中，又不知有多少人餓死才換來了生產的能力。
關於具體的生產方法，是畜養？是田牧？是種植？今天都無法知道。到了我們知道的稻菽，遊牧已經是二千年後的成熟的生產技術。歷史上的社會生產如文字的書寫，從骨刻，木簡到紙。如陶器的製作，從萬年前的陶器到仰韶時代。如紡織的發明，醫藥的發明等等，無不走過了艱難的路程。
在人工生產的過程中，生產的組織顯示了優勢的能力，氏族人的智力已經達到了很高的組織意識。社會前的動物人已經是穩定的群，又經過了幾千年的社會生活，生產組織的建設不是困難的事情。生產的組織還不是政權。它還沒有超出生產的範圍。從生產的組織到社會的組織關鍵的環節在於“依附”的出現。先是依附的人口，後是依附的始族，依附為生產規模的擴大提供了勞動力。依附達到了一定的規模，開始具有了社會權力的性質。以生產為目的的氏族聯合出現了，這便是政權的開始。
說政權起源於對生產的組織和管理，是同以巫祠為特徵的社會中心相對而言。演義曾以為政權從巫祠轉化出來，在對歷史的考察中沒有發現證據。中華人沒有走宗教政權的道路。中華社會沿著自己的道路走過來。從生產發展社會的特點使得早期的中華史走上了世界民族的前列。中華人還是在木石工具的低下的能力開始了社會政權的建設。從生產發展社會的特點使得中華史沒有經歷奴隸社會的階段，以依附勞動的形式走向土地生產。從商到周，一直到戰國，二千多年的時間裡，有氏族戰爭，沒有奴隸戰爭。依附的生產關係，古中華人創造（選擇）的社會形態形成了穩定的社會秩序。這穩定的社會秩序被春秋時代的百家學者加以總結和讚頌，形成了中華人的民族意識。
氏族政權的社會基本的結構是氏族，在一個氏族的內部，無論氏族的首領有多麼大的權力，有多麼崇高的威信，氏族所在的地區土地，山林，水流，墓地等等為氏族所有。氏族的首領無權佔有。這些都是氏族的財產，氏族的成員都有使用權，別氏族人則不行。這種氏族所有的習俗維繫了氏族的穩定。春秋人認識到氏族的特點，描述為井田制。氏族結構深刻地影響了（形成了）社會的思想。春秋時的“仁愛”可以說是植根於氏族結構。儒，墨，道三派在對政權的態度不同，在仁愛這一點上是相同的。儒家提出了仁人愛人，墨家提出了兼愛，道家更是對氏族關係加以美化。由氏族結構產生的社會思想深刻地影響到後世，直到今天，中華人的倫理道德，社會觀區別於世界民族的特點也是很明顯的。氏族結構延續到春秋末。秦商鞅變法有幾條條文就是為了消除氏族關係。
與氏族結構相一致的是政權的形式形成了氏族聯合的結構。氏族政權不同於高度集中的形式，也不同於高度分散的城堡國家，或者城市國家的形式，是氏族獨立的，又是（貴族）聯合的結構。這種氏族聯合的結構以殷，唐政權為典型。殷，唐的政權可能是推選產生，政權首領的推選由巫祠主持。一支強的氏族為政權的中心，組成了貴族氏族的聯合。在這樣的政權形式下，除非這個聯合衰落下來，政權就不會消失。周政權在形式上以周天子為中心，周衰落了以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