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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500年商亡，不少於2500年，轟轟烈烈的事情不少。象華北平原形成以後，商人同山東丘陵人的鬥爭，象商與渤海岸（西遼河）昭明人的溝通，象玉器的傳聞，象青銅器的試製和鑄造，象商貴族的“宮廷內幕”，商貴族婦人的趣聞逸事，等等這些傳聞，周的說書人都得不到。所以在殷本紀中也沒有記載。說書人不知道殷都和二里頭唐都，當然也不知道兩個都怎樣毀滅。說書人說商的都在朝歌。朝歌是個周味十足的名字。說書人對湯大加講述，是因為河洛曾經建立過叫作唐的商政權。是商政權的“巫”對外的宣講。
細讀殷本紀，就能發現殷本紀差不多就是河洛巫宣講的底本，等於是巫對巫祠的宣傳。從湯到紂約30個帝500多年，凡是“興”的時候，總有巫相伴。可知巫的宣講是說書人的第一手資料。請看原文：
“伊尹，名阿衡，湯舉任以國政。”
“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
“伊尹乃立太甲。”
“帝太戊wu立，尹陟zhi為相。”
“殷復興，巫賢任職。”
說書人大講殷王紂，可知對紂的傳聞一定很多。紂亡在哪裡？鹿臺在哪裡？朝歌在哪裡？怎麼沒有對殷都安陽的描繪？紂可能不是商王。商沒有王，有帝。帝在安陽的大墓裡。安陽的帝維繫了商族。說史人對商的政界不熟知，對安陽也不熟知。商的政界並不象書中寫的那樣。不是有個八百諸侯嗎？八百諸侯怎樣參加了反商的鬥爭？八百諸侯分別的脫離了自己地區的“商貴族”，商政權在不知不覺中滅亡了。而紂是唐氏族的後代，河洛地區商的最後一位管理者。在資訊閉塞的商之際，周的說書人只能得到自己土地的資訊，不能得到殷本土的資訊。殷本土的巫掌握著絕密資料，這些絕密資料不對社會宣講。社會人不能知道。突發的災難，一次大地震發生了，殷本土的絕密資料埋進了地下。像殷本土這樣的巫祠聖地後人竟不知曉，說書人也不知曉。那些人牲和大墓竟然在地下沉睡！
不知道讀者注意到沒有，據古書，商滅亡的時間是公元前一千○六十六年，三百年以後，公元前七百多年時，各諸侯開始有王系記錄（譜牒），就是說，商亡時各諸侯沒有達到文字記錄的高度，沒有對自己祖先的記錄，與高度發達的商文化相比恰似兩個時代。商文化集中在安陽巫那裡，安陽巫的文字記錄早了周諸侯二千年。
在今天，我們對商社會存在著誤解，這是因為受到時間的間隔。在周時代，對商存在著誤解，是因為受到地域的限制。從出土知道，安陽發生著大墓建設，發生著大規模的人殉，人殉的資源包括河洛唐的領地。可是，周的說書人對這些情況卻不知道。這怎麼可能呢？這是因為經過了尚書的記載，史記的情節來自尚書，而不是直接的得知於說書人。有了尚書以後，說書人的書也失傳了。
在周人講述的商史中，盤庚以後，唐的首領從巫祠中獨立出來，巫祠被驅逐出政權。可以推測，在商貴族衰落以前，安陽的巫中心已經先行衰落。安陽的事情（如果不是考古出土了甲骨文，就）封存在巫祠裡，不能留下文字的記載。 。。
氏族政權
氏族政權
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以後，北從長城，南到大江，出現了一批古城，標誌了生產氏族的政權時代開始。古城約在公元前二千年先後消失，這是生產氏族建設自己的氏族政權的階段。
氏族政權產生於生產氏族，巫祠產生於採集氏族。生產氏族經過了千多年的人工生產的階段，達到了相當的積累能力。生產的管理，生產的組織初具規模，政權由生產的組織發育出來。氏族政權不同於秦，漢以後的皇帝政權，也不同於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政權。氏族政權包括了大商時期的殷政權，唐政權以及大大小小的依附氏族的“方國”。氏族政權在人工生產達到一定的程度方才出現。政權的內容要比巫祠複雜得多，豐富得多。
巫祠具有崇高的威信，這威信還在信仰與諮詢的範圍，還不是支配的性質。巫祠的信徒（氏族）對巫祠可以信仰，也可以不信仰，因此，巫祠還達不到政權的高度。巫祠在受到信徒氏族的委託的時候，方才具有了委託範圍內的權力。政權不是這樣，政權首先具有權力，能夠運用權力來施行控制，支配，強制等等行為。氏族政權能夠支配一支社會（氏族）力量，這支社會力量在春秋以後便是軍隊。
巫祠的組織在巫祠的內部而不是社會。在巫祠內部，它能夠行使權力，對社會則是信仰和供養的關係。巫祠維持社會（氏族）對它的信仰，社
